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立场的实证考察

代表国家意志从事行政管理活动，如国家烟草专卖局从事的就是对烟草市场的监督管理活动，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们也属于国家机关，只是由于后来的机构改革才发生了变化，社会公众往往也把这些组织看做是代表国家的机关。把在这些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解释为渎职罪的主体，能够被社会公众所接受，没有超出字面可能含义侵犯国民预测可能性，因而并非类推解释而是应允许的扩大解释，没有不当地扩大渎职罪的范围。

其次，实质的刑法解释论在不违背国民预测可能性的前提下，通过将实践中具有当罚性的行为解释在犯罪构成之内，促成刑法规范正义的实现。刑法的功能在于保障人权和保护法益，解释与适用刑法应当尽可能实现刑法的这两大功能，方能达致刑法的规范正义。形式解释论依据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形式地解释刑法，固然可以保证不超出字面含义以保障人权，但不能充分保证刑法法益保护目的的实现。如，形式解释论认为，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在形式上不同于文物，实践中常发生的走私、倒卖、损毁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行为不能按照相关文物犯罪处罚，存在立法漏洞只能留待刑法修改，如此解释固然没有侵犯人权，却导致具有当罚性的行为未能受到刑罚处罚，刑法保护法益目的部分落空。可见，突破文字的可能含义范围解释刑法，以致侵犯人权，固然有损刑法的正义；但仅仅机械、形式地理解刑法，造成不应有的立法漏洞导致不能处罚当罚行为，未能有效地保护法益，同样有损刑法的正义。这是因为“人权保障是刑法的价值之一，但它绝不是刑法价值的全部。人权保障作为刑法的价值，应当包括刑法通过惩罚犯罪而体现出来的价值”[7]59，“法治不只是形式法治，还必须有实质法治，解释者必须追求正义，而不只是追求如何有利于被告”[3]22。实质的刑法解释论在不违背国民预测可能性的前提下，从处罚的必要性、合理性出发，实质地、价值地、合目的地解释犯罪构成，有助于避免因形式解释论产生的所谓立法漏洞，有效地保护刑法法益。正因如此，实质的刑法解释论认为，海关代征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在形式上虽不同于发票，但它与增值税发票一样是纳税人向国家纳税的凭证，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利用海关代征增值税专用缴款书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行为与利用增值税发票一样侵犯了国家税收征管制度，通过把海关代征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释成为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其他发票，充分保护了国家税收征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