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

然而，成仿吾虽然提倡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说，却不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与郭沫若、郁达夫相比，在文学价值论上，他有着更为切实的一面，从成仿吾的文章中很难看到“为艺术而艺术”、“灵感”、“天才”等字眼，尤其在他1927年转向革命文学之后，凡是提出文学的自我表现说的同时几乎都强调它的社会功利性，强调理性对创作中情感的制约，就此，郑伯奇曾经指出：郭沫若受德国浪漫派的影响最深，但他崇拜自然，尊重自我，提倡反抗，又显得是接受了雪莱、惠德曼、泰戈尔的影响；郁达夫给人的印象是“颓废派”，其实不过是浪漫主义涂上了“世纪末”的色彩罢了，他仍然有一颗强烈的浪漫谛克的心，他在重压的呻吟之下寄寓着反抗；成仿吾又不同，他虽然也同样接受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可是在理论上，他又接受了人生派的主张。[5]在《艺术之社会的意义》中，成仿吾承认一件艺术的作品如若饥不能食、寒不能衣，毫无疑问是空费精神而毫无益处的，凡是真的艺术家，没有不关心社会的问题，没有不痛恨丑恶的社会组织而深表同情于善良的人类之不公平地境遇的。
　　之所以突破“自我表现”的包围，转而走向文学的社会功用圈，除了受到法国现代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基友，以及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文艺思想的影响外，很大程度上源于成仿吾正确分析了所处时代的特点：“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有强权无公理的时代，一个良心枯萎、廉耻丧尽的时代，一个竞于物力、冷酷残忍的时代。” [3]P91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他认为对于时代的虚伪和它的罪孽，文学家在这一方面的使命，不仅是重大，而且是独任的，他号召广大作家凭一己薄力，在冰冷而麻痹了的良心，吹起烘烘的炎火，招起摇摇的激荡。
　　在《新文学之使命》中，他明确表示一个文学家，爱慕之情要比人强，憎恶之心也要比人大。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是良心的战士。在我们这种良心病了的社会，文学家尤其是任重而道远。这不是逃避丑恶的自怜自叹，而是对腐朽社会战斗的最强音，他指出我们的新文学除了必须完成文学本身的使命外，还要兼顾另外两种使命。1，对于时代的使命；2，对于国语的使命。对于时代的使命，成仿吾这样解释：我们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泡，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自然免不了要有它的时代的彩色。然而他又不赞成我们无意识地为时代排演，而应当有意识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继而用强有力的方法将它表现出来，使一般的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回想的机会与评判的可能；对于国语的使命，成仿吾怀疑中国有使用新文学语言的可能性，责难它没有足够的表现力，他肯定地说中国作家没有尽最大努力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来，并且强烈反对模仿诸如日本的短歌等外国的东西，认为它们并没有模仿的价值。[3]P90-P93
　　以上的诸种理论，已明显与之前的“自我表现说”产生矛盾，纯粹服膺于个性解放与自我彰显的浪漫主义的表现说发生了变形，成了注重教育功能并着眼于社会进步的理论，原来成仿吾所说的“内心的要求”、“内心的活动”，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意愿，而是带着浓厚的“时代的彩色”的；茅盾曾经指出成仿吾的一些文章前半篇赞美功利主义的艺术观， 后半篇则从纯艺术的观点反对亦即取消了前半篇的论点，一方面，成仿吾对社会现实不乏热切的关注；另一方面他又蕴积着抒发主观世界表现自我的热情，这使他前期改造社会的呐喊确又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
　　言而总之，成仿吾把改造社会的抱负与表达自我的要求之冲突，把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这一对看似矛盾的命题，努力统一在出自内心的要求的艺术观中，立于“全”而“美”，“真”而“勇”的独创之地，他的文艺批评观展现给我们的是既亮点迭出，也难免败笔，但当我们将之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应该承认，总体而言瑕不掩瑜。
　　他用“学者的态度”，指点文坛，挑战鼎鼎大名的胡博士，矛头兼指当时横行海内，却莫之敢指的译书界；他以“庸俗”的罪名，挥斥方遒，几斧砍杀了《呐喊》，被鲁迅先生指摘在“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不在威逼之前降心，不在耳语之中软化；发自己声音，书个人评判；以“黑旋风”之“板斧”的气度与胆识，独步于五四新文学批评阵营，这便是成仿吾。
　　【参考文献】
　　[1]谢保成.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2]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史若平.成仿吾文集[M].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
　　[4]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5]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