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的真与真的解释——利科的文本与解释理论初探

解释了自己三十年前那篇英文习作的写作背景，另一方面，他指出， 

其实，何先生坚持“克己”的真诠应是“ ‘克制自己’种种僭越无理的欲望言行“，我并不反对；我要指出的是：“‘克己’这个概念在英文中可被译为‘to conquer oneself ’，但这个英文词组的特殊含意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孔子这一观念不是意指人应竭力消灭自己的物欲，反之，它意味着人应在伦理道德的脉络内使欲望获得满足。事实上‘克己’这个概念与修身的概念密切相接，它们在实践上是等同的。”[31] 

在这场争论中，尽管表面上看何先生与杜先生各执一端，但他们所争执的焦点却似乎仍是在传统解释概念的层面上展开的。这也就是说,争论双方所争执的乃是谁的解释更符合《论语》文本作者的原意。所不同的地方在于，何先生执意要到《左传》记载的历史故事中去寻找作者的原意，而杜先生则试图从《论语》文本的早期和后来诸解释者的关于“克己”中的“克”字的解释中来复原、充实作者的原意。关于这一点，陈荣捷先生指出清代学者刘宝楠(1791－1855)在《论语正义》中已先于杜解释“克己”为“修身”。而与杜先生同属当代新儒家阵营的刘述先先生则进一步利用《论语》的“内证”材料来说明克己的消极功夫与修身的积极功夫是互相关联的。更为重要的是，刘先生还指出，由启发的角度去征引古籍，不仅符合春秋末年的时代风气，也是孔子本人常用的手法。所以，新儒家之“新”应当说是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那里就开始的。正是在这一宽泛的意义上，刘先生说： 

…何先生古史的训练使他拒绝相信孔子的思想有这样突破性的创新，想要把它们拉回到古义中去求解。殊不知孔子要是没有这样的创新的话，根本就没法解释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何以会占据这样重要的地位！[32] 

应当说，杜先生从宋明以来儒家强调儒学首先是为己之学的角度解释“克己”和刘先生这里的评论所显现的精神与利科的文本解释理论十分贴近。第一，文本解释不能没有“内证”，这也就是说，文本解释不是解释者的信口开河，也不能简单地维系于某一、二条“孤证”。文本的解释要求一种尽可能大的从文本结构、文本词语本身出发而来的整体融洽性。所以，一种好的解释是对由文本本身之“流溢”的认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