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到“非合理性

，当韦伯开始使用“合理性”一词时，也是想表明，现代社会形成过程就是由理性的人们按照理性的(即确定的和普遍的，而非随意的和特殊的)观念进行建设的过程，所以也称之为“理性化”或“合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过程。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层面的合理性
　　在韦伯那里，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即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过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正如哈贝马斯所总结的：“韦伯把那种除魅过程描述为‘理性的’，该过程在欧洲导致了宗教世界观的瓦解，并从中产生出世俗文化”。[2]在传统的经济伦理中，财富是不公平的象征，财富的追求就是对他人的掠夺，没有合法性。但是在清教徒看来，财富的获得是荣耀上帝的手段，对财富的积累就是对神所分派的家业的管理，信徒必须善于经营，使其繁荣，这样追求财富就有了其独立的合法性，尽量的赚钱并非为了享乐人生，而是目的的本身，[1]而且职位的更替也是在寻求更合乎神意的安排。同时，基督教的禁欲思想产生了以职务观念为基础的生活态度，这种合理的生活态度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构成。但是，由于财富的积累和对经济生活合理化的要求，宗教的根基在逐渐枯萎，人们对天国和上帝的追从变成了一种职业道德和伦理，功利主义主导下的经济理性占据了上风，新教的禁欲主义完成了解除巫术的过程，同时也丧失了与经济生活的内在联系，这样，新教伦理的禁欲思想促成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同韦伯的观点相异，舍勒认为，不是新教伦理的禁欲思想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而是怨恨心态作为宗教改革者的原动力推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3]“(资本主义精神的人)由于内在的、形而上学的无依无靠感而投身外部事物的洪流，这在加尔文主义类型之人身上可以找到最纯洁的表征，宗教——形而上学的绝望以及对世界和文化日益强烈的怨恨和人对人的根本不信任具有强大的心理力量，这一切恰是加尔文主义中资本主义精神的根子。人对人的不信任以纯然‘孤独的灵魂及其与上帝之关系’为口实，摧毁了一切团契共同体，最终把人的一切联结纽带引向外在法律契约和利益组合”oE4]除了宗教，韦伯还分析了建筑的理性化和道德的理性化等，并重点阐述了音乐的理性化，包括音乐乐理层面的理性化、音乐乐器层面的理性化以及音乐理性化的社会因素和承携者。

　　(二)经济层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