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外王”探究

一、 “内圣”为何未能“外王”。
　　据历史学家统计，自秦至清，前后计17个皇帝（同时并立的不在内），不仅达到“内圣外王”这样高标准者没有几个，即使等而下之，将那些相对而言比较有德行、有作为的君主算在内，也不超过20，总共统治不过四、五百年。严复早就指出，三代以来，“君为圣明”者，仅汉武帝、汉光武、唐太宗数人而已。
　　然儒家二千多年以来所提倡的“内圣为何未能而外王”？
　　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主要缺陷是泛道德主义，把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迷信道德至上、教化万能，力图以道德立国，建设一种道德自律型政治。诚然，伦理与政治、内圣与外王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文明的政治必定是讲道德的政治。然而，政治与伦理毕竟不完全是一个东西，原则上不应混同。政治倘不能脱离道德，或将政治统摄于道德之下，就会阻滞政治文明的进步。这是因为：
　　（1）二者的内涵和职能不同。所谓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本阶级和本统治集团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而结成的特定关系。在政治学理论看来，政治的产生与利益分化、社会严重分裂、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剧烈有密切关系。政治就是控制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程度，使之不会危及整个社会的生存。同时，政治也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利益冲突的一种方式。所以，政治既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产物，又是处理、控制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方式。它所要建立的是建立实然世界。而道德，是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调整人的行为以及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标准、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它所处理的是价值判断，设计的是应然世界。其俩者内涵不同。
　　（2）二者调节社会的方式不同。主要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国家制度、政策和政令起作用；而道德则是内在的自觉行为和自律性的行为规范，主要通过自我修养及社会舆论、说服教育、榜样感化等柔性的方式起作用。
　　（3）二者功能所定位的领域不同。“内圣”属于道德理想，它的功能主要应定位于社会中的个人（包括“政治人”），即“私人领域，“外王”属于政治目标，它的功能应定位于“公共领域”。想不想成为内圣，是个人的人生哲学和自由选择；而建设什么样的外王和怎样实现外王，则是国家的政治方略和政治建设过程。前者不应越位进人后者领域，后者也不能越界进入前者的空间。而儒家则是“内圣”与“外王”、“修己”与“治国”、“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人生哲学与国家政治不分。
　　（4）政治要解决的主要是权力的产生、运行和制约问题，核心是政治权益，途径是政治建设，目标是政治文明；而伦理要解决的是人的道德水准问题，核心是人的素养与人际关系，途径是文化建设，目标是精神文明。政治问题的解决主要靠民主和法治，伦理问题的解决主要靠精神文明建设。因此，伦理不能取代政治，精神文明不等于政治文明。
　　当代人所谓入世担当做事之依据，即所为之依据，如言为国家效力、为社会服务、为拯救世道、担当正义云云，都以“能为”为前提。“能为”是“我”，即我能为；“所为”不是目的。如时人常言：完善社会之同时完善自我，为立德立功立言进入社会人群行道做事。如此，自我是目的，社会人群则是手段；以整个社会人群作为完善自我之手段，其“所为”之“理”说得再响亮崇高，其“能为”之“我”则天下之大私也。①以此“理”为立德立功立言，以为据此可成就光辉美大之生命，殊不知只落得个小我，究可哀也。
　　儒家心性之学，即学为圣人之学。圣人者，证成心性者，德之大成也。以今语言之，圣人者，实现生命之意义与价值者也。故先儒教人每谓必立为圣之志，必希贤希圣希天而立人极。欲使吾人发心起信，先儒尝方便言说：人人可以为尧舜，个个心中有仲尼；肯定圣人立学可至，当下圆成。儒家为圣之学，乃于人性本然之善充分肯认，使吾人生命摆脱卑鄙为贱走向崇高光明。故为圣之学，乃儒学中最有价值者，吾人若不甘自家生命之卑鄙为贱，当发心起信学为圣人也。然学圣人，不可成为“学圣欲”，若学圣执为欲，此学圣之欲乃天下之最大私欲。是故有意学圣之“意”，私执也。然则，圣人所以为圣人，在无私无欲无执无我也。故吾人须在淡泊中学圣，在无执中立极，以平常心证道，以无我心成性。夫如是，则庶几圣可学极可立也。此意难言，诸君善会。正所谓“有意为善，为善亦私”。有意学圣，学圣亦私也。②
　　二、 新儒家的“新外王”
　　为什么会出现“新外王”的思想，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传统意义上的外王己经不能解决中国现代所出现的问题。牟宗三先生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外王都是直接由道统，也就是内圣之学而直接发出来的，并且都直接由实践运用表现出来，都是些具体内容上的东西，而没有一个整架构上的抽象。这样一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则缺少了一些抽象的逻辑思辨的东西以及一些政治体制上的规范。而中国近代化过程之所以缓慢，原因也在于此。所以，要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就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失的这一部分弥补起来。而牟宗三先生提出的新外王，也就是着力于此：通过道德理性，也就是良知而坎陷出科学和民主。牟宗三先生在此做了详细的说明。内圣包括讲究动机之善，讲良知讲道德。然而这只是个动机问题并非解决表达出来的问题。即，想如何，然后如何去做到的问题，解决事功的问题。动机载体问题靠什么去解决？这里牟宗三先生提出了知识、科学为载体。即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并且结合中国传统的儒学的精神。主张本着内圣之学的精神来解决新外王问题，也就是从中国文化原本的方向出发，从孔子开始的儒家学说，从“仁、义”等这些传统的儒学思想中转出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同时，牟宗三先生也提到只有科学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两者是不可分的。因为所谓的现代化首先是政体的民主，然后才科学，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发展的环境和土壤，科学无法正常的发展，也就没有所谓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中国新文化的创造就是这样一个由“返本"而“开新”的过程。一句话，创造中国新文化就是“返本开新”，的确就是由本于以儒学为主的“内圣”之学开出一种具有“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新外王”。但是，却绝非像一些望文生义的人所理解的与歪曲的那样，以为“返本开新”的意思是指在以儒学为主的中国老文化中已经包含了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所谓“新外王’’即现代化的内容，因而可以由本子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即所谓“内圣’’直接开出或推展出“民主"和“科学”等内容的“新外王”。“返本开新”论一直是从梁漱溟到牟宗三以来的现代新儒家的一贯的文化态度与立场。事实上，科学与民主的问题必须放到中国哲学的重建中去解决。正是在这个意义之下，牟宗三对事功精神做出了新的符合中国现代化要求的诠释，把它解释为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对他来说这种事功精神当然就是当代新儒家所谋划和要开出的“新外王"。据此，他对科学与民主在现代化中的地位与关系从哲学上进行了有力地辨析与论证。他把要求民主政治视为‘新外王’的第一义”——“形式主义，形式条件"，认为事功得靠它解决。科学是新外王的材质条件——材料，内容，科学精神是事功精神。科学必须套在民主政治的形式条件下，才能充分体现。如果缺乏民主政治，只是一味中性的讲科学，也不足以称为真正的现代化。因此，牟宗三把民主政治的建立看成是现代化的关键和本质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