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叙事文化概述(20世纪80年代)

的开展，电影艺术界的解禁，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复苏，此阶段尚属恢复过渡阶段，叙事主题基本上是延续“建国十七年”时期的解放斗争和抗日斗争以及在斗争中体现出的民族融合，政治意识形态仍是叙事的核心，故事情节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这类影片数量比较大，如《苗岭风雷》(1977)、《祖国阿，母亲》(1977)、《萨里玛珂》(1978)、《火娃》(1978)、《六盘山》(1978)、《拔哥的故事》(1978)、《从奴隶到将军》(1979)、《奇异的婚配》(1984)等等。
　　
　　(二)“伤痕”与“反思”
　　“文革”作为一场历史悲剧，给经过那场浩劫的人们留下了种种“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在文学领域拉开了控诉“四人帮”的序幕，卢新华的《伤痕》，深刻揭露了“四人帮”对广大革命干部的残酷迫害，以及对人的心灵的腐蚀与毒害。此后，揭露“四人帮”造成的“伤痕”的“伤痕文学”蔚然成风，成为当时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文学界创作的这种“伤痕”思潮波及到电影创作，一批“反映十年浩劫和历史上‘左倾’错误时期”的“伤痕电影”涌现于银幕，力图对动乱年代进行反思和自省，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在多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打击与冤屈，承受了无数磨砺的知识分子或普通百姓，银幕人物与广大观众有着深刻的情感共鸣，共同经历着沉痛反思和悲伤记忆，这时期的“伤痕电影”经历了从政治反思到人性与青春反思的过程。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更多的是从爱情、家庭、事业等方面对“文革”留下的“伤痕”作经典叙述，淡化对政治的反思，注重对人性和青春的反思，批判“文革”对人性的戕害和心灵的扭曲，对动乱中逝去的青春的追忆，揭示了“四人帮”给少数民族人民带来的灾难，大都具有悲剧色彩。此类影片有《舞恋》(1981)、
《如意》(1982)、《初春》(1982)、《叶赫娜》(1982)、《甜女》(1983)、《不当演员的姑娘》(1983)、《一个女教练的自述》(1983)等。
　　1981年的《舞恋》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较早涉及对“文革”反思的影片，影片以三场舞蹈为叙事策略，紧紧围绕人物的命运，揭示其思想性格、感情和心理，表现了彝族舞蹈演员曲木阿芝的成长和命运，同时反思“文革”对少数民族艺术的践踏，对美好家庭的破坏及给人们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影片并没有一味再
现“文革”给曲木阿芝留下的创伤，而是表现了其在困境中不断奋斗的精神，运用了当时“伤痕电影”普遍采用的在社会体制的变迁进程中结束个人悲剧，最终以团圆结局，投入光明的新生活的叙事模式。
　　
　　(三)新时期新生活的歌颂
　　在70年代末，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同时对原先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与策略做出调整。中国扭转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策略，而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现代化进军的新征程，在农村逐渐实行了土地或牧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国农村的农民积极投身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之中，随之电影界也创作了一批宣传改革，鼓励人们学习农业科学技术，通过勤劳发家致富以及歌颂人们在改革热潮下投身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生活现象。反映此类主题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有《幸福之歌》(1981)、《喜鹊岭茶歌》(1982)、《伞花》(1983)、《边乡情》(1983)、《一个女教练员的自述》、(1983)《绿野晨星》(1983)、《相约在凤尾竹下》(1984)、《现代角斗士》(1985)、《光棍之家》(1988)、等，这类影片摆脱了追忆“伤痕”、反思历史的沉重和对以往少数民族题材类型电影的简单模仿，而多采用纪实的叙事手法、喜剧的叙事风格，关注少数民族尤其是青年男女的现实生活，关注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新语境下，在学习、劳动、爱情等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1982年的《喜鹊岭茶歌》，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少数民族畲族青年向农业现代化进军的农村题材喜剧片。影片以治理喜鹊岭茶园虫灾为故事的叙事线索，以“误会”来结构戏剧冲突，达到喜剧效果。影片反映了在新时期畲族与汉族青年一道通过不断学习，钻研出取代传统的喷药灭虫法的“以虫灭虫”的科学灭虫法，并树立了生产优质名茶远销国内外的雄心；比志，同时影片展现了时代主题：用科学技术来发展农业。
　　
　　(四)现实生活矛盾的揭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解放与禁锢、改革与守旧、道德与利益等之间的矛盾冲突成了当时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人们在新的环境下生产劳动的同时，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新的思想以及新的矛盾冲突，反映少数民族生活中此类现实题材的影片将镜头转向普通百姓的生活、思想的变化，及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矛盾，关注个体的日常生活与心路历程，题材范围大大拓宽，涉及到乡村与城镇，事业与婚姻，职业道德与国家利益等各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