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异化抗争

摘要：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经历了种种运动，这些运动都可以看成是人们对当时社会异化现实的抗争。本文试图通过阐述不同抗争形式下的社会背景，分析社会原因，思考当时社会运动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60年代 运动 异化
　　20世纪60年代（The Sixties）在西方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叛逆的时代。这个十年发生了种种至今都令人难以想象的社会变动：青年学生运动、反越战运动、嬉皮士运动、女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流行音乐兴起……当时的社会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为什么60年代会发生这些运动？它们有着怎样的社会原因呢？
　　对于60年代，很多学者把它定位为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的时期；也有学者认为60年代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发达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转型期。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到了60年代，身处于物质丰富、社会稳定的西方人在精神上感到了困惑。人们处于空前的异化状态，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对于异化的各种形式的抗争。
　　一、返归史前
　　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战后的稳定局面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科学发展、技术革新促进工业的快速提高。经济繁荣不仅解决了19世纪所无法解决的物质贫乏的问题，还创造出了商品生产远远高于需求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商家思考的是如何让消费者购买更多的商品。在日新月异的商品、五彩缤纷的广告以及分期付款的形式的刺激下，人们的欲望不断地膨胀，并永远得不到满足。人变成了为消费商品而存在，人们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物质所控制，成为了消费社会的一个符号。
　　丹尼尔· 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由马克斯·韦伯说的“禁欲苦行主义”（asceticism）影响，主要指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一方面受德国哲学家韦尔纳·桑纳说的“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影响。贝尔将这两项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1]在经济发展与消费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逐渐遭遇崩溃，社会发展不平衡。正如贝尔在书中描述的那样“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纵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2]这样人被物质社会与体制异化所分裂，人不再是完整的大写的人，而只是商品社会的机器的一个部件。
　　战争之后的“婴儿潮”出生的孩子们到了60年代成为这社会上的青年一代。他们生长在物质丰裕的年代，也没有经受战争的影响，但不用担忧物质生活的青年们感受到了在物质丰富背后的人的自由的限制。他们渴望冲破父辈们规定的规则，寻求属于自身的自由生活。一部分年轻人开始以蔑视传统，反抗主流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叛。《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他们的定义是：“嬉皮士（Hippies），指生活在既定的社会之外的不服从的年轻人，其特征是他们寻找一种非唯物主义的生活方式，偏爱奇装异服，常用致幻的麻醉剂或大麻。”嬉皮士运动最早可追溯到50年代，60年代渐成规模。他们感受并赞扬贫穷，体验简单而随意的生活方式。在他们所建立的群居村中，过着返朴归真的生活，实行财产、子女乃至夫妻的公有制，注重教育和环境保护。他们抛弃了一切来自于现代文明和主流精英社会的约束，提出“回到史前”和“寻找友谊”的口号。他们以这种逃避现实社会的类似于“遁世”的方式，用那些异于主流的叛逆的形式与社会抗争，抗拒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扼杀，抗拒消费社会对人的本质的异化。
　　二、呐喊抗议
　　60年代，各种隐藏在水下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开始浮现。首先是种族问题，美国黑人社会依然遭受着种族歧视，他们争取民族平等的运动引起社会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反思。尽管后来在1964年国会通过了肯尼迪提交的民权法案，但种族主义者们对黑人的歧视依然存在，最终民权运动走向暴力。青年学生们把目光投向黑人的民权运动，面对美国社会赤裸裸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参与黑人的斗争。其次，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投入大量的战争资金与兵力仍然无法摧毁越南人民追求民族解放与国家统一的斗志。战争使得越南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美军的所作所为使每一个有良知的美国公民感到愤慨。关注社会现实的青年学生们更是在不断征兵的现状下抗拒对越战争。对战争的反感与对可能成为炮灰的担忧，青年学生们当众烧毁征兵卡，进行反越战的抗议活动，组织大规模反战游行。西欧各国学生也组织了反越战的各种抗议运动。
　　另外，欧美学生在高等教育体制下愈发感到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的脱节，学校管理制度的僵化，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等等，他们在新左派的鼓舞下组织游行示威。尤其以法国“五月风暴”最为激烈。法国学生运动也有工人们的参与，他们在游行队伍中高喊“向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挑战！”“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的口号。欧美学生们还针对高校教育体制的种种问题抗议，要求学校给予学生实际的民主与自由。这些主要是青年学生们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发出的呐喊与抗议！“其（学生们的）要求，更多的是想摆脱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约束和压抑，从根本上看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解放自我的渴望。这是一场针对社会异化现象，例如工具化的教育制度和管理制度、异化的官僚等级制度，异化的消费社会乃至压抑人性的整个工业文明的文化批判和抗议运动。”[3]
　　摇滚乐在60年代的流行也可以说是大众对心中的不满愤怒的发泄与呐喊。以鲍勃·迪伦为代表的摇滚乐歌手们所创作的歌曲大多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关，它们以震撼人心的节奏、激越的音乐、激情的舞步和震耳欲聋的电子乐器，奏出了年青一代的心声。“摇滚乐既代表了一种颠覆性的社会群体（把反传统的青年的声音公众化），也代表了复杂的个人梦想和情感。”[4]摇滚乐不仅成为青年文化反叛的载体，而且是社会反抗运动的象征。
　　三、改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