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台鲁迅”与国民国家想象——以《仙台书简》为中心

《惜别》于1945年9月5日由朝日新闻社出版。此前25天的8月11日藤野先生去世，此前21天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时间上这种宿命般的巧合意味着战前“仙台叙事”的终结是与藤野先生生命的终结同时进行的，并且是与日本的战败同时进行的。
战后，“仙台叙事”在另外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进行，这就是“中日友好”的框架。众所周知，仙台市竖立了鲁迅纪念碑，当年鲁迅听课的阶梯教室被东北大学保留着（东北大学医学系的前身即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藤野先生的故乡福井县1964年建立起“惜别”纪念碑，其出生地芦原町1980年又建起了“藤野严九郎先生表彰碑”。而在中国，《藤野先生》被编入了中学语文课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日友好的教材。显然，在中日友好式的“仙台叙事”中，中日两国达成了完美的“共谋”。这种叙事是在鲁迅个人的“仙台叙事”、太宰治式的“仙台叙事”的延长线上进行的，但表达的“国民国家想象”本身具有新的内容。这就是将青年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关系作为战后中日关系的基点之一。在思想史的意义上，从内涵复杂的“仙台鲁迅”中抽取青年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友情，将其作为一种价值确立起来，这意味着对明治后期至昭和前期日本国家行为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否定。
1896年中国人开始留学日本，那正是甲午战争刚刚失败之后。对于中国人来说，“留学日本”从一开始就不仅标志着现代化程度（或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且内含着国家关系的不平等。在此意义上留学行为本身成为现代国民国家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鲁迅在这个背景上于1902年留学日本，并且是在日俄战争（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正在进行的时候只身前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仙台鲁迅”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超国家的个人存在的，与国民国家想象保持着内在关联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仙台叙事”发生、延续的过程与20世纪上半叶东北亚社会国民国家形成的过程相重叠，“仙台鲁迅”的丰富内涵在这一过程中被叙述出来，并对中日关系发挥着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甚至仙台这座城市，也已经因为“仙台鲁迅”的存在而获得了特殊的“中国价值”。
2005年10月上旬写于寒蝉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