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昔非和《昙华》文艺半月刊

【内容提要】1933年春，与胡适有师生之谊、时任《独立评论》经理人的黎昔非，同几位文学青年在北平创办了《昙华》文艺半月刊。在国难当头、风云变幻的岁月，昙华社同人关注人生，坚持操守，在作品中鲜明地反映出时代青年的忧患意识，尤其是刊物上一组以抗击日寇为题材的小说，表达了对邪恶、黑暗、反动势力的愤怒和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这些作品是东北全境沦陷和“一·二八事变”后首批反映抗日救亡的短篇小说，因而弥足珍贵。
关 键 词】黎昔非/《〈昙华〉半月刊》/短篇小说/忧患意识/抗日救亡
【正 文】
历史是无情的，某些曾经煊赫一时、大紫大红的出版物，经过岁月的冲洗，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历史又是有情的，一些曾经受到误解、受到湮没的书刊，拂去时间的尘土，又成为重放的鲜花。黎昔非和他创办的《昙华》半月刊的遭遇，其情形可归入后者。
　　　　（一）
1932年春，正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黎昔非（注：黎昔非（1902～1970），广东兴宁市罗岗镇甘村人。1929年春从上海持志大学文史系转学至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师从胡适、沈从文诸先生。1931年春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所为研究生，再次成为胡适的学生（其时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1932年，黎昔非中断学业担任《独立评论》社经理人。“七·七”事变后，他携家属离开北平回到兴宁教中学。1944～1945年间曾得到闻一多引荐到昆明中国医药研究所史地部任助理研究员，不久又回兴宁任教。1966年6月“文革”爆发，黎先生被打成“三家村黑帮”，受尽磨难后于1970年含冤去世。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应他的老师胡适的要求，毅然中止了自己的学业，担任了《独立评论》的经理人，负责除编辑以外的校对、出版、发行等工作。《独立评论》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精英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20世纪30年代最有影响的政论刊物之一（注：《独立评论》的成员除胡适外，尚有翁文灏、蒋廷黻、傅斯年、周贻春、吴景超、任洪隽、陶孟和等社会名流。），从1932年5月22 日创刊至1937年7月25日终刊共出244期。五年当中，黎昔非圆满完成了胡适交给他的任务，使胡适对于《独立评论》的出版发行事务得以实行“无为政治”，且使刊物最高发行量达13000份，遍及国内各地，远销日、法、德、美等国。 胡适对黎昔非的牺牲精神一再表示非常满意和感谢。他在《独立评论》“三周年特大号”（151 号）发表的《又大一岁了》一文中说：“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在《〈独立评论〉的四周年》一文中又说：“他们（指黎昔非和章希吕——引者）对于这个刊物的爱护和勤劳，常常给我们绝大的精神上的鼓舞。”黎昔非先生其时正当而立之年，已在诗经研究等方面初露头角。他基于师生情谊而扮演的“幕后人物”角色，他的朴实无华、甘于淡泊的精神着实令人肃然起敬。
但《独立评论》毕竟是一份以政论为主的刊物。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学青年，在国难当头、乌云重重的岁月，自然还会去寻找反映社会人生、抒写心灵情感、释放个人文学能量的园地。1932年9月，黎昔非的兴宁同乡， 原在上海中国公学的同窗丁白清携其女友陈菲村（江苏太仓人）北上访黎，商量共同创办一个小型的文学刊物，专门刊载一些篇幅较为短小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批评的文字。不久，黎昔非的另外两位友人原中国公学同学、广东惠阳人潘齐平和正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就读的兴宁同乡刘在海也应邀参与其事。他们成立了一个“昙华文艺社”，并推举黎昔非为主编，筹备出版《昙华》半月刊，刊名由黎请胡适亲笔题签，出版费用由成员共同承担，出版地点设在北平后门慈慧殿北月牙胡同2号（《独立评论》社办公地），通讯地址为“北平大学法学院第二院号房转”。经过同人们半年的努力，《昙华》终于在次年1月1日创刊，为16开本，每期16页，该刊还和《独立评论》互登广告。不幸的是，《昙华》创刊之日，正是热河沦陷、榆关失守之时，繁华古都，遽成边城，校园一片萧瑟，师生仓惶逃难，《昙华》出至1933年4月1日第7期便因“人员星散，经济困难”而匆忙停刊。这份发行量仅百份的刊物也因此弥足珍贵，现在能够找到的只有六期（第6期缺），存于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49年之后，《昙华》的成员们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对当年友谊结晶的心爱刊物几乎是闭口不谈，仅在他们按组织要求写的《自传》中述及此事。笔者在1950年代就读兴宁一中时，黎昔非和陈菲村、潘齐平都在该校任教，丁白清在兴宁另一所中学任教。由于此时胡适已被列名为“战犯”，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思想改造运动”的老师们自然是谈“胡”色变，遑及其他。但他们“明哲”而难“保身”，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文，涉及黎昔非与吴晗、胡适和《独立评论》的关系，横祸飞来，置人死地，黎昔非先生当即遭到批斗折磨，在1970年含冤逝世。1979年11月26日，兴宁县有关单位举行了黎昔非先生平反昭雪追悼会，推翻了强加在他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词。2002年10月，黎昔非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 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了由黎昔非先生的公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导黎虎教授主编的《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一书，收入了影印的各期《昙华》半月刊（缺第6期）。 人们才有机会在还原历史真貌的基础上研究昙华同人们的作品，确定他们在新文学史上的贡献，并且进一步窥见这一群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青年的文化性格和心路历程。
　　　　（二）
要了解昙华社同人的审美要求和价值取向，不妨先看看由黎昔非执笔、发表于《昙华》创刊号的《发刊辞》：
当朝阳初升时候，散在天上的几抹锦霞是鲜艳的吧？当细雨新晴，拱在空中的一弯彩虹是美丽的吧？然而像闪电一样，只一会儿就消灭了；小鸟儿婉啭的歌声是悦耳的吧？梵娥琳扬抑的音调也是醉人的吧？然而像风一样，吹过就失踪了；什么东西都是“暂”的啊！——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它在某一瞬间真实地存在过，且曾给了人们的心中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象，并传达过一点所谓“情感”的作用：这就够了。
昙花的取义近乎此。我们只知向“美”（不要误会这个美字，丑恶的描写，黑暗的暴露，也都可以表现美的）。向“真”的路上走，努力着走，其他我们就无暇顾及了。
我们不标榜什么漂亮的主义。因为，我们以为与其空洞地大吹大擂，不如着实地去做出一点事情来。
希望我们的昙花能开！咱们都来培植她罢！
了解中国新文学思潮的人都知道：在1927～1937年这一时期，就对文学的态度和文学思想的倾向而言，当时除左翼文艺所代表的革命文学思潮外，同时存在一种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前者认为文学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革命的工具和武器；后者（包括“京派”、“论语派”、“新月派”、“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等）则强调文艺的独立品格，文艺和政治应保持距离，或强调文学脱离政治的自由。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关注人生，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并以“和谐”、“节制”与“恰当”为基本原则。黎昔非和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时即有师生情谊，因此他们在文学本体观和审美意识上更有共同点。我们不妨再注意一下《独立评论》第1号的《引言》，文中说道：“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 不倚傍任何的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这与昙华社同人在社会信念和操守上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再注意一下《昙华》创刊号上枕涛写的《灯下谈丛》，就会发现：文中既有对高唱辩证法唯物论实则理论脱离实际的“实际家”的批评，也有对不关心民瘼的高蹈派文艺家的讽刺。总之，昙华社认为文艺应该坚持独立和着实的精神，以情感人，以弘扬“真”和“美”为己任。这是一群有教养、有良知、有责任感的文学青年面对着风云变幻的时代郑重写下的诺言。他们以短暂的文学创作实践了自己的承诺。
　　　　（三）
据统计，现存《昙华》各期除《发刊辞》外共发表作品36篇，其中诗歌5篇， 杂文4篇，评论2篇，译文1篇，其余24篇为短篇小说。 因此我们对昙华社创作的基本评价也以小说为主。
从作品的题材来看，这些小说比较鲜明地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时代青年的忧患意识。30年代的中国，内战频仍，外患不断，民生凋敝，灾害连连，文化落后，民气未申。处于内忧外患环境中的昙华社同人们作为一群年轻的大学生，不愧为时代晴雨表和感应的神经，把他们的敏锐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流露出他们的忧患、愤怒和同情。如果把这些小说粗略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类是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黎昔非在1951年写的《自传》里曾说：“我所以想从事创作，一固然是由自己喜欢它，一也是受沈从文的鼓励：因我来自农村，深知农民大众的痛苦，每所暴露的都是当时社会的黑暗面。他认为这比那些坐在上海亭子间里的‘普罗作家’所写的还较真切，故极力怂恿我走创作这路。”以沈从文等为代表的“京派”作家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和丰厚的生活体验，把表现“乡村中国”作为主要内容，在作品中真切地反映出湘西等地农民血泪、悲欢、屈辱、不幸和对命运的痛苦抗争，流露出对灾难深重的故土浓浓的思恋情结，在这方面昙华社可以说是与其一脉相承的。黎昔非的小说《活财产》（笔名甘村）写的是粤东农村的一个农民阿贵吸毒成瘾，忍心卖掉儿子的悲惨故事。作者不仅描述了吸毒这一陋习所造成的直接危害，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农村种种势力盘根错节造成的负面影响，其中有夫权（阿贵的女人对于儿子被卖虽然“心酸”，却只能“把她的舌头噤住”默默地哭），族权（阿贵鬻子前必须得到未来“族长”老六的默认，因此对其招待惟恐不周），政权（官商勾结明令禁卖鸦片，暗中垄断销售），此外还有战争（小说中隐约提到由于内战造成交通阻碍、生意萧条，但烟馆赌场则兴旺起来）。有了这些势力作祟，农村中卖儿卖女、家破人亡的事情就不算是鲜见的现象了。黎昔非的另一短篇《南旋》也是一篇颇有深度的作品。主人公阿苓是个阔别家乡多年的青年，这次重返H城（注：旧时“兴宁”拼写Hingning。），通过所见所闻，充分体会到农民们心头的“怨、恨、悲、愤”：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逼饷抓丁，触目惊心，农民贱卖土地，无人肯出价钱。作品的气氛和构思，都使人联想到杜甫的“三吏”、“三别”。《昙华》中还有几篇描写农村底层贫苦妇女命运的作品，写得也颇出色。女作者陈菲村的《某日》，写的是江南F镇曹家村个别村民去木匠娘子家“捉奸”并将其“赤裸裸地当街示众”的“新闻”，其结果是导致木匠娘子“上吊”而死。作品通过细腻的描写和越轨的笔致，反映出农村的陋习和普通农民的愚昧和麻木，显示出国民劣根性的无处不在。陈菲村的另一短篇《迟了》写的是隆冬时节，一位母亲面对着无衣无食的境遇，思前想后，把刚刚生下的第五个小孩亲手闷死的悲惨故事，心理描写，力透纸背。《昙华》中关注妇女现实悲惨命运的还有潘小平的《偷走》和《祖母的怨望》等。他的《先生，写信吧》写的是粤东农村中发生的一起“绑票”事件，表现出某些社会渣滓的道德沦丧和不择手段。
第二类是以反抗日寇侵略为题材的小说。1930年代之初，日寇铁蹄长驱直入，疯狂践踏中国领土，东北三省，转眼沦陷，沪上硝烟，继之又起，长城一带，岌岌可危。这一切让血性犹存的知识青年悲愤填膺，抗日救亡的歌声唱彻大江南北。民族意识在《昙华》中同样是充沛昂扬。鹤子的《战区的一角》叙述沦陷区人民铤而走险潜入盐栈不幸被日军发现，男的受尽拷打，妇女惨遭奸淫，最后还被拍照宣扬，从而有力地控诉了侵略者令人发指的罪行。零零的《克复以后》写的是一个村堡从日军手中夺回后几成废墟的情景：全村原有三四千人，鬼子占领之后，逃的逃，杀的杀，青年妇女全被捉去，有血气的人当了义勇军，仅存者不足二百。零零的另一短篇《宴会》故事发生在长白山下某村，日军副团长和另五个军官抓了五名女学生，企图发泄兽欲，反被女学生灌醉并将其全部开枪打死。……对侵略者的仇恨意识甚至弥漫在儿童的内心世界。夏蒂的《孩子们》写8 岁的女孩梅英领着几个小孩做攻打榆关的游戏，但没有一个小孩愿意扮演日本兵。作者深情地赞扬了他们“不妥协，不调和，不折中，不屈服，终于不愿意做日本人”的纯洁心灵。值得文学史家注意的是：这些反映抗击日寇侵略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33年初，距离震惊世界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才一年多一点（东北全境沦陷为1932年2月），距离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上海的1932年“一·二八事变”刚好一年。其时“东北作家群”尚未形成，萧军、萧红在1934年夏才离开哈尔滨，他们写的反映东北底层人民在日伪统治下苦难和斗争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则是在1933年10月自费由哈尔滨五日画报社出版的。他们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萧军）、《生死场》（萧红）要到1935年在鲁迅支持下才得以出版。此外，林箐（阳翰笙）的中篇小说《义勇军》于1933年1月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根据现存资料来看， 《昙华》上发表的《战区的一角》、《克复以后》、《宴会》等作品，应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一批出现的以抗击日寇侵略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其意义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