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乡土小说中的城市书写探微

　　从鲁迅的乡土小说到其后的乡土小说，现代乡土小说家们已经敏感地认识到城市对乡下人的影响，对城市的仰慕和拒斥成为大量乡土小说中反映乡下人与城市关系的重要模式，对城市的仰慕和拒斥又从小说中的乡土人物走进了由乡入城的农裔作家的心灵深处，影响着这批作家创作城市和乡土小说的心态、视角、倾向和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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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现代乡土小说对城市的书写有其独到的地方，它从乡下人对城市的想象发展到在城里的经历以及对城市生活的亲历，书写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说城”。七斤、阿Q的时代是少数乡下人进城的时代，作者对城市的书写以进城人在乡下的复述为主，侧重描写复述人在复述时的神态。如鲁迅在《风波》中描写七斤在谈论城中新闻的时候，“含着长烟管”，显出一副骄傲的模样。《阿Q正传》以“据阿Q说”的叙述口气来描写阿Q的城市经历，阿Q不仅炫耀他在城市的暴富，而且还大胆地评论着城里的不足。正因为不满城市，他才回乡。说到得意忘形之时，他“能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脸上”，还“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
　　
　　(二)“听城”。固然，鲁迅一边着力描写进城的乡下人复述城里见闻和骄傲的神态，一边更注重描写村民们的整体反应。《风波》侧重村民们的态度变化，《阿Q正传》则更细腻地描写未庄人的神情：当他们看到阿Q有些两样的时候，“便自然显出一种疑而且敬的形态来”，当听到阿Q不高兴在举人老爷家帮忙的时候，“都叹息而且快意”，当听到阿Q谈论令他佩服的打“麻将”时，“赦然”了；当听到杀革命党一节时，“都凛然了”，“悚然而且欣然了”。不仅如此，《阿Q正传》还描写了赵老太爷对阿Q态度的变化。
　　
　　(三)“想城”。没进城的乡下人在听了进城人的叙述和看过由城返乡的城里人或乡下人之后，对城市有了自己的想象与判断。《生死场》、《奔》、《一个危险的人物》都有这样的片段。金枝的母亲在看到女儿带回的两块钱后还让她回城里去，在母亲的眼里，城市原来这么容易挣钱。张大憨子在火车上想当然地以为“上海大地方，比不得我们家里，阔人多得很，找口把饭还不容易吗?”《一个危险的人物》更是把村里人对子平这个在城里住了8年的城里人的感觉与判断作为叙述的重点，子平成为村里人对城市生活想象的切入点。
　　
　　(四)“进城”。如果说前面三种方式是在乡土的空间展开对城市的间接性书写的话，那么第四种则是在城市的空间展开对城市的直接书写。在这里可以看到城里实实在在的街道、房屋、烟囱、百货店里花花绿绿的商品、喧闹熙攘的人流以及城里人的面孔。《阿Q正传》和《生死场》以间接性书写为主辅以直接性书写，《奔》和《一个乡下女人》则以直接性书写为主。
　　不管是对城市的间接性书写还是直接性书写，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以书写乡下人眼里的城市为主。以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市、想象城市，这是城市被书写的一种重要视角。那么，这种视角究竟是小说中人物的，还是叙述者自身的呢?《阿Q正传》在写到阿Q对城里人的嘲笑后，叙述者写道：“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显然，人物的视角和叙述者的视角是分离的。前文提到，这些乡土小说都是作者在城里写就并给城里人阅读的作品，具有城里人居高临下审视乡土的叙述姿态，作品中乡下人打量城市的目光为城里的阅读者提供了一种由下而上的认识思路。“乡下人眼里的城市”这种叙述模式后来延至城市小说的创作领域，如老舍的《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就是进了城的乡下人，通过祥子在城里的命运遭际来表达乡下人对城市的认识和感觉。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城市小说，如果说是以乡下人为主人公的作品，其中最主要运用的就是这种叙述模式。当然也有学者把这类小说称为“都市乡土小说”或“新乡土小说”。
　　从听说城市到想象城市再到体验城市，乡下人与城市的距离渐趋渐近，乡下人与城市的关系越来越密；从间接性书写到直接性书写，城市空间在扩大，扩大到全篇，乡土小说衍化成城市小说。每一个人在城市都有不同的际遇，对城市有着不同的体验和印象，正是这些不同构成了我们对城市风貌多元化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