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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道不远人”的内涵实质及其影响

[作者:高凯燕[来源：互联网]| 打印 | 关闭 ]
　　既然道就在生活中，我们还需要追求么？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到“道”，自觉地遵循“道”来生活，以达到”至善”的境界。因此，接收精神文化的感召，修身悟道以达“至善”，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点颇像孟子的个体人格培育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2，认为只要有道德自觉和追求，”人人可以为尧舜”，在这里，道不仅不远人，而且通过自身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李泽厚就认为《中庸》承续了孟子，也吸取了《易传》中“道”的思想，他认为《易传》把人类历史与整个自然的历史相贯穿联系起来，予以系统化，从天地到万物到男女夫妇到伦常礼仪，“易”以贯之。变成了理性与情感结合的哲理世界观，《中庸》则从内在心性探讨建立了同样的世界观。它的基本特征是将儒学的出发点、立足地之“修身”赋予世界观的形而上基石，提出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3的总纲领，从而把“人性”提到“天命”的高度，进一步把“天（命）”与“人（性）”联结起来，发展了孟子理论。它强调了人性由天赋予，所以普遍必然地有先验的善，人必须努力实现自己的善性，这也就是“道”，发奋提高修养以自觉意识“道”，便是“教”。“天道”“人道”就是一个道，与人的每一刻存在、作为、修养、意识相贯通交融而合一的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4具体地突出了人为修养的主动性。 
　　从以上看，《中庸》中“道”为具体、寻常，为理性和情感的融合，“天道”和“人道”的统一，可以通过主动的修为来达到，存在着一种普遍性，并因这种普遍性产生一种平衡美。它是多么玄妙具体，自然可感啊。它包含着人内心的善的规约，社会的规范，忠恕，诚明，具体地形成了一个人的道德律，一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道”成为了儒家伦理道德和政治理想，贯穿了中国政治、文学的始末。 朱熹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人，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在《中庸》后的两千多年来，“道”依旧有其生命力，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野，文学与道的离合、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一直制约着文学本身的演进。此外，道家、佛学思想以及反映市民要求的思想又先后不同程度地渗透进来，对文学施以不同方向的外力，影响着文学的发展。文学与道合，出现过很多优秀作家，如少陵、昌黎、香山、山谷、放翁等，文学部分与道离，也出现过许多优秀作家，如陶潜、太白、子瞻、朱熹、雪芹等。唐代以后围绕着文以“明道”、“贯道”、“载道”有不少论述，唐代韩愈，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在提倡文以明道的同时，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为写好文章而博采前人遗产，“自树立，不因循”，看中创新，而且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认为这是写好文章的关键，推崇孟子的“养气说”和梁肃的“文气说”。道作为文学的内容，被视为根本。宋代欧阳修又提出”文道并重”，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大大提高了文学的地位。而朱熹却认为文以贯道太重视文了，强调道是第一性的，是根本，而文不过是辅助手段，是表现道的工具。“文道”的关系也遵从着中庸之道，存在着一种平衡和制约。明末在李贽的“童心说”，以及其影响下的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枚赵翼的“性灵派”，都明显地表达了对于“道”和“理”的尖锐对立，从而衍生出诗学传统中学古和主情的两条主线。“明道”、“贯道”、“载道”之类的说法，与强调独抒性灵、审美娱乐的要求，相互交融相互补充，在市民阶层兴起之后，反抗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抬头，“独抒性灵，不拘一格”，成为情理的对立中发出的新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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