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利主义下的世俗化倾向

摘 要：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精英作家将自己置于纷乱无序的社会现实中，随心所欲地展现生活的外观。而文化（作家）管理机制的部分调整造成的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使作家在“文化市场”的名与利的驱动下迎合大众社会的需要，从原先精英文学的格局中游离或分化出来，开始和大众文学相融合。本文着重于关注并描述精英作家王安忆长篇小说创作中“世俗化倾向”，并通过对其文本的评论分析以达到查找和探寻当代小说中“精英的世俗化”现象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精英作家；长篇小说；世俗化 
　　一、实利主义下的世俗化 
　　世俗化（俗化）是西方宗教社会学提出来的理论概念，主要用来形容在现代社会发生的一种变化，即宗教逐渐由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地位和深远影响退缩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里，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逐渐去除宗教色彩。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现代社会世俗化的趋势，他认为神圣性跟机械连带的社会控制机制在现代工业为主、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中正遭受到侵蚀挑战，必须寻找新的社会共识与神圣性。 
　　二、王安忆《长恨歌》分析 
　　王安忆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在其199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恨歌》中写了一个四十年代的“上海小姐”王琦瑶的一生“徘徊于多端的”命运。当年的王安忆认为她“比较关心技术的层面”，于是她说，“小说还是要写故事，故事还是要在假定的前提下，做真实的推理。情节发展要合乎逻辑，人物也要生动”。[1] 
　　王琦瑶是人物世俗化塑造的代表之一。“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调’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长恨歌》第20页作家出版社）。王琦瑶只是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灵”之一，她像上海的弄堂，是无数细碎集合而成的壮观；又像上海的流言，没有大志气却用尽了实力。身处传统布局的闺阁的王琦瑶像许多那个时代的都市小儿女一样梦想成为城市上空盘旋的鸽子：有片自由的天空，但又并非不近人情地奢望拥有宇宙；一番拼搏后还有一个温暖的“家”供其栖息片刻。这是凡人的哲学。在读者的心中，王琦瑶的梦是可以实现的，王琦瑶的身影是可以在身边找到的。凡人的心态里的一份不安让作家的平民化手法塑造得活灵活现。但是，那个“王琦瑶”的境界又是普通人不能达到的：上海小姐的身份，哀婉多怨的气质，身似飘萍的一生，畸恋被杀的结局。读者在合上书的同时也许会无奈地发几声“世事难料、红颜薄命”的感叹，感伤他人的同时也在安慰自己，“做凡人真好”。也许，时光流逝的魔力使人本想成为生活的弄潮儿或历史的见证人却最终变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粟”，人生大地上的“微尘”。但是，“尘埃落定”时刻，人们的内心还留有一份“曾经甚嚣尘上”的甜美。这是平民的心愿。当然，《长恨歌》的人物结局使人觉得这是一个世俗化手法的缺陷：为了讨好一些读者故意设计了一个凶杀场面。“因为人们长期处于无深度的文化氛围中，必然容易并且习惯于产生以感觉介入生活﹑介入文化﹑介入消费的思维定势。久而久之，渐渐失去智商的大脑就不再思索，对所谓的深度模式感到厌烦和不耐。他们（读者）不再关注理性﹑心性和精神，只注重感觉﹑享乐和刺激，满足一次性消费和感官的娱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