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铁凝小说的女性意识与人性关怀

　　《棉花垛》中，作者写了三个受虐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女人的故事。米子是生存在传统文化环境下的女性，而乔与小臭子的塑造则意在表现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女性的生存。对这三个女人，抛开简单的道德评价和批判，我们看到，在那个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他们敢于展示女性之美、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体现了潜在的女性自我意识。首先，他们对自已的性别存在着自赏心理。妇联主任乔在对国做了明显的爱情暗示后，向索要到具有抗日干部色彩的皮带，她将皮带系在腰上，舞动腰身，刻意追求女性之美，缭拔得村子里“男人心动，女人嫉妒”。她女儿小臭子天性爱美爱时髦，喜爱穿花洋布袄和葱绿的日本拉毛布。最后因保护汉奸情人出卖乔而被处决。另外，在米子和小臭子身上体现了无意识的反抗男权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纲五常，将男尊女卑看做天经地义，女性只是传宗代的工具。随着女性生育载体的自然属性被强化，其社会属性被泯灭了。人格上“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总之，女性的生活很少由自己的观念来决定。文本中多次提到米子对婚外情人明喜的不屈从不恭顺，：“就那几把洋花，也有脸说。你别给我留了，你娶了我吧。娶了我，就不要你的花了，还让你敞开儿打我”。这真是痛快的嘲讽！毫不留情戳穿男性私欲心理的隐密之处。米子以自己的方式颠覆了明喜自以为是的男性权威。而小说的结局，正义的乔被非正义的日本鬼子先奸后杀，而非正义的小臭子被正义的国先奸后枪毙。在此，正义和非正义的两种对立男性集团采用相同的方式毁灭女性，正义与非正义的两种对立的女性以同样的方式被毁灭。这绝不是简单的女性悲剧命运的政治书写，而是体现了男性世界对女性世界的占有欲和征服欲，呈现了男性对女性残酷蹂蹑的性文化态势。因此，曾有评论者认为，铁凝是敏于女性心理并谙于人类性文化的作家，其小说通过女性悲剧命运的揭示达到了一种文化批评的高度。
      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孕育题材一直为作家们所规避。世纪之交的女性写作对此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改写。她们在赞美女性无与伦比的创造伟力，欢呼女性生命创造的双重胜利的同时，将目光投向了至今仍遍布神州的令人堪忧的女性生育异化状况，投向了隐秘难言、通常不为人注目的孕育的困境，并以生动的形象、睿智的思考对此进行了颇有力度的反思和质询。 
　　铁凝对女性孕育异化的反思主要体现在对女性命运轮回的思考。小说《麦秸垛》展现了两代女性渴望孕育的场景。作为母亲辈的农村妇女大芝娘，当丈夫为了城里的女人和她离婚后，她紧跟着就不辞辛劳、不顾羞怯地先坐汽车，后坐火车来到了省城的丈夫面前，央求说：“我不能白做一回媳妇，我得生个孩子。”而后，她终于有了“长得很丑”而独立抚养又最终失去的大芝。作为女儿辈的知识青年沈小凤在被陆野明抛弃后，扑到他的脚下，用胳膊死死抱住他的双腿，哆嗦的抽泣着乞求：“我……不能白跟你好一场”，“我想……得跟你生个孩子。”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层次的两代女性表达的竟是如此相同的想与男人“生个孩子”的欲望，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如果说代表传统女性的大芝娘的生育命运是特定时代和文化的构成，那么知识青年沈小凤并没有因为时代和文化风尚的变化，从本质上拒绝重演上一代妇女命运的悲剧。她的形象体现着古老妇女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轮回。”小说以生育幻想破灭后的沈小凤突然从《麦秸垛》的生存空间消失留下了故事的悬念和“意义的空白”，这种惊人的女性角色轮回是永远结束了还是继续？女性将有反叛轮回的新选择还是会无可救药地走向绝望？这一“悬念”和“空白”，读者似乎在铁凝此后小说《玫瑰门》中找到了答案。《玫瑰门》的结尾处，在苏眉新生女儿的额上竟有一弯新月形的、酷似婆婆司猗纹头上被丈夫毒打的疤痕。这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是女性历史循环的自认，恰如《简·爱》中简·爱和疯女人伯莎的相逢和相认，它曲折地、隐晦地传达出作为一个群体的女性在历史链条之中共有的命运和压抑。“文本对命运轮回的深刻的自审，一方面透露出对女性匮乏的焦虑；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对于“充实”的现代女性的寻找。企盼着、希冀着这涉及到处女观念、女人性爱和婚姻观念等诸多方面复杂而又可怕的轮回不再驾驭女性永世的命运。” 
　　铁凝是一位充满温情和关爱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位女性意识很强的作家。她没有一味低吟女性悲苦命运的挽歌，而是在男性话语的霸道面前，以冷峻眼光和对女性俯瞰的态度，展示了不同生存状态下女性的心理和命运，呈现出不妥协的姿态。铁凝在用自己的话语方式批判男性之权的同时，建构起了女性新的价值观和女性意识。 
　　参考文献 
　　[1]铁凝.《铁凝文集》（一、二、三、五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2]张德林.《现代小说美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 
　　[3]李俊国.《在绝望中涅槃——方方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4]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