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昔非和《昙华》文艺半月刊

第三类是反映青年学生生活的作品。这类作品有零零的《快乐的结局》，申伯的《一个女理想家的懊悔》和《现代青年》，亦明的《脚病》，夏蒂的《期待——写给茜薇的快封信》，徐平的《考试日记》等。其中有的写文学青年的困窘、挣扎和绝望，有的讽刺心高气傲、脱离实际和游戏人生的爱情观，有的剖析男青年和异性交往中多疑可笑、犹豫不决的心理，有的暴露当时大学管理混乱、教员随意缺课和学生相互抄袭乃至代人考试等现象。由于作者本身就是知识青年，熟悉大学生们的追求、困惑、挣扎以及他们的通病，因此这类作品大都显得细节真实，心理描写生动，人物栩栩如生。特别是罗岗的《爱与仇》，小说写的是在1930年加剧的政治分化过程中，受到某部“倚重”的青年大学生楼兰为了金钱享受卖友求荣的行径。楼的丑行导致进步青年曾某的“失踪”，也导致楼本人爱情和生命的毁灭。作品展示了人性的泯灭和爱国意识的高扬，传达了时代青年对高压统治的愤懑。
通过以上简要介绍，可以看出：《昙华》的作品不论是讴歌纯洁的人性和美好的理想，还是鞭挞丑恶暴露黑暗，他们都努力做到向“美”、求“真”。他们的文笔是朴实的，有的甚至还略显稚嫩，但作品没有标语口号，没有贴标签，因此使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了那个年代原生态的生活，引起我们更多的回忆和联想。
　　　　（四）
《昙华》的短篇小说除了题材上的时代特色外，还有几点值得研究者的注意。
一是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新文学创作的第二个十年（即人们通常所说的30年代文学）不乏探索性和先锋性的现代主义流派，如小说创作中就有心理分析派和新感觉派等；但昙华社同人为什么在小说创作中几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呢？勿庸讳言，就对文学的态度和文学思想的倾向而言，昙华社深受京派作家的影响。京派的基本倾向可以说是文学研究会的人生的现实主义承袭和发展。就艺术方法而言，京派作家多为现实主义派，汇入本时期的现实主义主潮中。所以昙华社同人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和“为人生”派、京派的小说颇多一致之处，而且力求构思精巧，富于文化意蕴。不过，昙华社出现在京派之后，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环境的严峻与恶化，因此昙华社的作品就少有京派作家的那种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抒情体小说，而是强化了京派作家另一种讽刺性小说。当然，现实主义也是存在多种形态的，它们之间也会相互影响。不可否认，左翼作家和昙华社同人在反映农民生活的愚昧、落后、困顿、痛苦、挣扎等方面有相似之处，这是因为：当时的小说作家（包括左联社会分析派小说家以及京派作家）都曾受到“为人生”派和“乡土文学”的影响，大多注意从现实生活取材，尤其是突出描写农村的破产、动荡和农民的悲苦与不平。社会分析派此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般都能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分析入手，揭示社会现实特别是农村中阶级的对立和抗争，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像茅盾的《春蚕》和《林家铺子》，其发表的时间与《昙华》上的短篇小说大致在同一时期（注：《春蚕》写于1932车11月1日，载于《现代》第2卷第1期。《林家铺子》完成于1932年6月18日，载于《申报月刊》第1卷第1期。两篇作品初收于1933年5月开明书店出版的《春蚕》中。）。这就说明，左联作家和京派作家（包括昙华社在内）的创作在主题和题材上有相似或相近之处。就创作潮流而言，它们之间的确存在一种相互渗透、共存、互补的态势。只是京派作家在创作中更加强调审美意识，更加注意从文化、道德的层面来探讨人生，因此某些左翼作家的初期作品所存在的人物脸谱化、故事情节公式化以及标语口号倾向严重、人物多豪言壮语和政治术语等问题，这些现象在《昙华》作品中却是很少见到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昙华》在采用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同时，注意到了保持作品的生活气息，同时尽力避免艺术粗糙的偏向。
二是作品具有比较浓厚的地方色彩。昙华社的作者除菲村外（注：陈菲村（1912～1997）1935年7月在中国公学毕业后，与丁白清先生结为伉俪，并联袂回到了丁先生的故乡广东兴宁。从此定居广东兴宁，献身于客家地区的教育事业，历任多所中学、师范的教师、副校长和校长。她经常在学生中自称为“客家人”。），其余4人均为粤东客家人。客家人是历史上陆续从中原迁到南方山区而形成的一支汉族民系，保留了客家先民重视文教、讲究礼仪以及吃苦耐劳等等特点，但也突出地保持了一些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陋习，如浓厚的宗法观念，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男人以务农劳动为耻，而妇女却要下田耕作、抚养老小和操持家务），以及普遍存在的“等郎妹”（童养媳）现象等等。由于地近沿海，近代以来又有不少人沾染抽鸦片的恶习，以致酿成种种人间惨剧。这些在《昙华》的作品中均有具体细致的反映。客家人有自己的方言，在语汇、语音乃至语法上都有一些与普通话或其他方言相异之处。我们在《活财产》、《南旋》等篇中都可以发现客家方言的痕迹。例如粤东客家人称扁担为“担竿”，称“手心”为“手盘”（“手盘手背也是肉”），把帮人办事买东西用款时以少报多从中占便宜叫做“打斧头”，还有把抽一袋烟叫做“吸一筒烟”（因客家地区农民多用竹筒做烟具），把坐牢叫做“坐监”。在语法上，客家人把比老虎还凶恶叫做“凶过虎”，把比猪还善良叫做“善过猪”。……诸如此类，在作品中都可以见到。作者也许是信手拈来，但无意中却增加了作品的地方色彩。因此《昙华》中的小说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幅了解近现代粤东客家人生存状态的民俗画，也为编写《客家文学史》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现代文学社团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般都办有自己的刊物。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昙华社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客家文学社团。《昙华》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由客家人创办的纯文学刊物。这也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
三是以短取胜的艺术风格。《昙华》每期16页，仅2万余字。故每篇作品平均只有三几千字。中国艺术有所谓“尺幅千里”、“纳须弥于芥子”等说法，强调以短小取胜。短篇小说要做到这一点，自然要求作者熟悉生活，胸有成竹，精心构思，认真提炼，还要做到语言省净，文笔传神。《昙华》中不乏这样的作品。像女作者菲村的《某日》、《迟了》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恰到好处的背景处理来凸现悲剧事件，的确是出手不凡。《昙华》作者们的艺术实践，值得后人借鉴。
综上所述，昙华社是20世纪30年代初在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由一群客家文学青年创办的有成就的文学社团，风格上属于现实主义流派。他们创办的《昙华》由于种种原因而匆匆一现，这是令人十分惋惜的事情。我们无意夸大它在新文学园地里的地位和作用，但它的重新发现，仍然为人们在研究社团、刊物、流派和文学思潮关系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它的主编黎昔非先生为了完成导师胡适的重托，在《独立评论》岗位上尽职尽责、牺牲个人学业和研究事业的精神，更是令人钦佩。昙华社成员在失去自己园地、无可奈何地放下手中的彩笔后，又拿起粉笔在教坛上挥洒汗水，默默耕耘，培植人才，造福社会，他们的奋斗和努力是值得后人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