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朱自清内心矛盾和焦虑的审美置换

　　（三）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原忧”
“原忧”指原本性的焦虑，它产生于一对互相冲突的力量：“原债感”和“原任感”。原债感认为个体的一切来自父母或君王所赐，生的使命就是偿还宿债。在家事父，竭其力尽孝；在外事君，致其身尽忠。原任感认为个体的一切由“天”所赐，生的根本是要承担天命、伸张正气、舒展个性、追求自由。原债感表现为孝敬父母或忠于君王，原任感表现为替天行道或张扬个性。实现“原任”往往与偿还“原债”发生直接冲突，从而使个体处于两难选择。这就是焦虑产生的深层文化原因，我们称之为“原忧”。这是我国历代知识分子常常面临的问题。
“现代原忧”是指在现代新的文化语境中对“原忧”的新解。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溃散与西方文化的强势切入而产生了选择困窘。这种选择困窘表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原债感”产生了两种彼此对立的新含义：一是接受西方文化中的革命价值观，如弑父、决裂等，这构成反传统的“原任感”；一是出于固有“原债感”而保卫传统，这构成卫传统的“原任感”。表面看来，“反传统”和“卫传统”是相互对立的，事实上，二者有相通之处，反传统意识中的革命行动总是遭受无意识层面的保守态度的强烈抵触，而卫传统意识中的保守行动又总是受到无意识的革命要求的抵消。这就是“原忧”在现代中西文化冲突语境中显现出来的新内涵，谓之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原忧”。[4](P122—126)
这就是说，无论是反传统者还是卫传统者都是一个矛盾体，是一个充满了内心焦虑的矛盾体。事实正是这样：
五四时期，反传统的代表人物鲁迅认为必须变革几千年来的祖宗法规，然而以他自己为原型的小说《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在祖母“大殓”仪式上悉听遵命，躬行所憎恶的一切礼仪。此外，鲁迅提倡白话却用文言做小说史和碑文，他反对家长专制，但为了孝道，却终生供养着母亲送给自己的礼物——朱安。美国新一代汉学家林毓生认为，陈独秀在激烈反对孔教的同时又认定孔教是一切道德体系的最小公分母。胡适一面主张全盘摒弃中国传统，一面又主张渐进地改革。这说明，即使是像鲁迅、陈独秀、胡适这样较为典型的反传统论者，在某些时候也表现出卫传统的一面。这种思想和行动之间的矛盾同样也表现在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人身上，他们在一系列文章、演讲中，对封建礼教展开猛烈抨击，可在实际生活中，却无力做出彻底反抗。
五四时期，卫传统的代表人物胡先骕、梅光迪、吴宓、林纾等人虽然竭力反对新文化运动，但实质上，他们不是全盘否定西学，而是主张“采之益宜慎”。他们被称为儒家文化的守灵人，然而，除林纾外，他们都曾留学西方，他们是滑稽的“西装革履”的复古派。
总之，无论是反传统论者还是卫传统论者，其思想都是复杂和矛盾的。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也不管这种矛盾呈现的具体方式如何。对于五四时期一代知识分子所表现的种种矛盾现象，金克木有过生动的描述：“胡适‘全盘西化’还没讲完，随即提倡‘整理国故’，吴宓教外国文同时大讲《红楼梦》，据说能讲得全场落泪。还有，周作人的矛盾使他不光荣地退场，辜鸿铭的矛盾使他的人出名而书很少人读。”[5](P240)
诸多事实证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处在一个矛盾尴尬的地位。这是历史语境造成的。这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既“呐喊”又“彷徨”的重要原因。这也正是《背影》无意识潜文本透露出的意蕴。
　　　　三、《背影》：朱自清内心焦虑的审美置换
当我们把《背影》放在上述文化语境中考察时，我们发现：朱自清处在一个文化选择的特殊地带，他是一个尴尬的历史角色，这种尴尬不是出于个人的，而是出于整个阶级的原因，这个阶级已被某种权力预先地、难以抗拒地规定了现在的位置，这种权力就是支配文化的更深刻的历史力量。东西方价值观念的激烈冲突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所共同经历的文化变革，在这场思想灵魂深处的革命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理智与情感的斗争，使一代知识分子进入了一个精神的“断乳期”，他们的痛苦和焦虑是难免的。《背影》的结构中交织着一明一暗两条线索：一条是歌颂父亲慈爱的线索，一条是显示儿子内心焦虑的线索。父亲的慈爱体现在意识文本里，儿子的焦虑被禁锢在无意识潜文本里。正是这一明一暗的存在，显示了生活的复杂性，造成了《背影》无限的文化张力。
表面上，《背影》表达了儿子对父亲的忏悔；实质上，这种忏悔是父子长期失和造成的，而这种失和状态给儿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父子反目使他痛苦和焦虑。“父为子纲”、“子不言父之过”等传统文化的重负使朱自清在反叛父权专制时产生道德上的焦虑和心理上的忧悒。父亲来信触发了这种焦虑，勾起了他心中的沉痛，强烈的骨肉亲情占据了他的胸怀，父亲那句“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使他受到震撼，难道真的要应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古语了吗？不，他要尽早与父亲冰释前嫌，他要借文章给老父以安慰，同时也释解自己心中之块垒。
于是，《背影》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老父的慈爱和儿子的忏悔，以至作者写道：“我那时真是太聪明了”，对自己追求独立自主的合理要求也给予否定。这句话由于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有极强的说服力，因此许多人都用它来解释朱自清的“少不更事”，事实并非这样，20岁的朱自清不是“少不更事”，而是“少年老成”。他当时的三次流泪足以说明他已被父亲的体贴入微所感动，他是成熟的。他对茶房本性的深刻认识说明那时他对社会就有了准确透视。
因此，尽管《背影》表层文本把“亲子之爱”渲染得几乎天衣无缝，然而，衣毕竟是有缝的。我们运用修辞论美学通过对“重复叙述”的分析，还是找到了文本深层暗含着的作者的内心焦虑和冲突——只因这是一篇写实散文。“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来信里的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是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只是写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6](P26) 这是朱自清关于散文写作，给《文艺知识》编者的笔答，说明了《背影》写作的契机。与父亲的时空距离使他对父亲多了几分理解和歉意。真实的记述反映了生活的复杂性。正因为写实，不事雕琢，不加虚饰，才让我们从中发现了作者的内在冲突和焦虑。从这个意义上讲，《背影》是作者内心焦虑的一种文本置换。作者借写作《背影》释解了内心的焦虑，也使父子冲突得以缓和。
朱自清写作的目的达到了。他弟弟朱国华在《朱自清与〈背影〉》一文中写道：
一九二八年，我家已搬至扬州东关街仁丰里一所简陋的屋子。秋日的一天，我接到了开明书店寄赠的《背影》散文集，我手捧书本，不敢怠慢，一口气奔上二楼父亲卧室，让他老人家先睹为快。父亲已行动不便，挪到窗前，依靠在小椅上，戴上了老花眼镜，一字一句诵读着儿子的文章《背影》，只见他的手不住地颤抖，昏黄的眼睛，好像猛然放射出光彩。
朱自清借《背影》表达了自己对父亲的孝敬，父子矛盾得以缓解。朱国华说：“父亲在看到《背影》以后的几年后，便去世了，他是带着满足的微笑去世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