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勒的民族政策初探

肯定为主，周伟洲先生在肯定王文先生的基础上，还提出强迫的同化以促进民族融合并不比采取“胡汉分治”以顺应各民族自然融合的趋势更为进步。[1] 　　笔者认为，石勒作为少数民族首领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总体比较成功、得当，尤其是在政局十分混乱的北朝前期。石勒的民族政策虽然在后世看来确有不妥之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该政策对于在混乱的政治环境下维护政治稳定是一剂强力的速效药，可以直接的减少民族冲突，避免无休止的争斗。从而为进一步的民族融合提供条件。 　　原有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民族心理的消失才是民族融合是否己经完成的最后标志。后赵时期，乃至十六国初期，胡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还是极其强烈的。羯族建立赵国后，原居于统治地位的北方汉族变成被统治民族，留在北方的汉族的“华夏正统，内中华外夷狄”的观念，在汉族士人中仍是根深蒂固。许多汉族士人虽服务于后赵政权，也常常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态度，还存有对少数民族高人一等的民族优越感。虽然石勒禁止不同民族官员之间的民族冲突，但是在后赵终归汉人官员还是处处受到了“胡人”官员的欺凌。强烈的民族意识使得双方存在隔阂，“胡汉分治”短期内则为其设立一个缓冲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对于彻底治愈胡汉之间紧张的民族关系，长期民族融合与交流才是治病根的良药。 　　参考文献： 　　[1]刘国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