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1861年后俄国土地问题和农民福利状况

地最少的省份，其面积的16%以上是贫痔的，在其他省份的这一比例达56% , 64%，最高达93 %。而在私有土地占一半以上的省份里，没有一个省其贫瘩土地占20%以上，只有2个省份，即1/9的省份，占16%以上。 　　(二)农奴份地超过法定份地可割除，由此贵族借机割占原农奴份地。据统计，黑土地带省份农民的土地被割走1/5以上，其他地区则达到1/3甚至2/5。 　　(三)按原租赋计算的赎金远高于土地市价，这是对农民的敲诈。1861年割给农民的土地为1.24亿俄顷，市场价为6.89亿卢布，而农民支付的赎金为9.233亿，再加上赎金征收费、滞纳的利息和罚金，农民实际负担高达13. 9亿卢布。 　　(四)村社成为新的“监护人”。它一方面承担起行政和财政职能，加强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和财政监督;另一方面，它使古老的三田轮作制延续下来，每户人家只能在不同的地块里分到小小的一片土地，这些土地可能毫无用处，但仍然让农民支付全部的租赋。 　　而且定期重分土地和沉重的租赋负担也使农民几乎不可能、也不愿意尽心耕种土地。农民越来越穷，拖欠租金和税款，最后被夺走土地，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无怪乎，列宁称1861年农奴“解放”是“对农民的无耻掠夺，是对农民施行一系列的暴力和一连串的侮辱。 　　三、改革后的土地状况和农民实际福利状况 　　解放农奴使农奴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隶属，但仍然没有人身自由;农民摆脱了地主的羁绊，又落人政府的牢笼。所谓“刚出狼窝，又人虎穴”并不能恰当地表述农民在1861年后的境遇，因为事实证明这较之此后近半个世纪俄国农民之惨状仍略显逊色了。农奴虽然获得了自由，但不过是“饿死的自由”罢了。土地的严重缺乏，租赋的沉重，农业人口的增加，生活成本的猛涨，地主、官吏和高利贷的盘剥，都让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土地日益为大地主所垄断，农民(小农、贫农)仅拥有少皿份地。1889-1892年间塔夫利达省三县富农(主要是每户种地75俄亩的最大耕作者)占有几乎全部土地，而这些人所占人口比例是很小的。据统计，到1905年，10. 7万名大地主拥有5 300万俄顷土地，人均459俄顷，其中拥有1万俄倾以上的大地主有527个。而解放时的2250万农奴分到1.24亿俄顷土地，人均份地为4.8俄顷。到1905年，由于农业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减少，人均拥有土地已降至1俄顷。 上等户租地远远多于下等户，且租金便宜达1/3。土地日益集中在大地主手中，农民土地日益萎缩，农民越穷就越保不住自己的土地，更不要说再买地了。据有关资料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