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下的通货膨胀风险研究

     论文依据： 长期以来的理论分析表明，在经济衰退时期，由于货币政策的时滞期较长，政策的传导环节较多，而且结构调整的效果不如财政政策明显，体现政府的调控意愿和鼓励方向也不如财政政策那么直接，因此各国都倾向于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手段，特别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拉动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刺激经济的回升。同时，现代市场经济和经济理论的发展历史表明，古典主义机械预算平衡或年度预算平衡理论，早已为功能财政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理论所取代，在同时注重“自动稳定器”(主要指累进所得税制和社会福利制度)作用的基础上，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运用显得更加频繁，也更为重要。这是一种带规律性的历史和理论发展趋势。因为在科技进步影响、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市场竞争格局变动，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加强，即在国内外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因素日渐增多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减轻经济波动的任务和必要性，也越来越显得重要和明显了。特别是在经济、紧缩或经济萧条期，在民间投资和大众消费需求趋减的形势下，政府就不宜再保守于财政年度收支平衡的目标，而需通过增支、减税等补偿性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的灵活运用，来刺激需求，保持和促进经济的适度增长。 再则，理论分析表明，尽管扩张性财政政策容易导致抑制社会投资的所谓‘‘持出效应”，但在不同的情况下，需对这种“挤出效应”进行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一般说来，在有大量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利用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非但不会导致通常所说的“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求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增加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政府投资所进行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还会为全社会投资环境的改善，为国民经济后劲的提高和增强创造良好条件。所以，只要把握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和“度”，就可以避免经济学含义上所说的那种“挤出效应”。
 
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经验：
 
     自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大危机开始，特别是在所谓凯恩斯理论盛行之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就频繁使用财政政策来进行宏观经济调节，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宏观调控工具。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效的教训。纵观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政策运用史是一部在经济萧条期的积极财政政策运用史，可资借鉴的主要经验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宏观经济形势判断。 这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之所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30—40年代，有众所周知的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由于当时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运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美国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厄运。从50年代到1973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紧缩财政政策；以及在1973—1975年危机之后所采取的，以实行普遍减税、大量增加公共事业投资和提高招利支出比重等为中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取得了较好的刺激效果。然而，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中，其间的1995、1996两年虽略有复苏，但仍具有内需不足的问题。但此时的日本政府，却做出了经济形势已经走出谷底的乐观判断，采取了大幅度提高某些税种税率、缩减财政赤字等紧缩措施，导致经济状况大大恶化，于是在1997年之后，只好又被迫转而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综合经济对策”；可见，形势的正确判断，时机的准确把握，的确是至关重要的。
 
     二是合理的政策取向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政府的支出，必须抓住影响经济增长、抑制需求扩展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综观各国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要使其具有合理的政策取向，一般应注意如下两点： 一，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供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竞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正是有鉴于此，经济发达国家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时，一方面固然有用于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开发等等的大量投资性支出，同时，税收政策特别是降低所得税税率的做法，提高社会福利性支出比重，增加对低收人者的财政救助措施等，又能对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产生刺激作用。 二，使财政支出总量的扩张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或什么条件下，市场的疲软，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不足，往往总是与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层面的结构扭曲(如收入分配体制障碍、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悬殊等)，以及供给层面的结构失调紧密相关的。正因如此，结构调整或结构转换，才成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取向。近些年来，为了摆脱长期以来的“滞胀”阴影，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增加经济的竞争力，有利于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美国国家财政在总量扩张的同时，其支出结构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特别是通过增加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加研究与开发经费，增加教育投入，来实现布什政府制定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等，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
       三是适时的政策转换 包括进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机把握，以及逐步退出直至最后放弃此种政策的时机的选择，都需要进行认真的形势分析和利弊得失判断。上述美、日的例子，已经说明了扩张性财政政策适时转化的必要性。一般地说，进入时机的迟误，将对经济的发展出现缺位的现象，从而不利于增长与就业；而该退出时不适时退出，则又不仅容易产生上述的“挤出效应”，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逆转，而且还将造成不应有的财政负担或财政拖累。
 
      我国实行的财政政策我国实施了几次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风险也逐渐凸现出来。从2008年11月27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下调金融机构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1.08个百分点，国务院也提出了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发展十条措施，并推出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各地政府也随之纷纷宣布大规模投资计划，据不完全统计，各省市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10万亿。这些都表明我国新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启动。这次财政政策的实行不能不和当前的金融危机联系起来，08年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之迅速，影响面之广是之前任何一场危机都不及的，在短短半年之内，当年叱咤江湖的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纷纷落马，两房和AIG均被监管，这次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不同一般的影响，出口大幅下降，货币流动性比率从08年开始急遽下滑。总结起来，最重要的方面还是对中国市场信心方面。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金融体系比较发达的国家。各种监管机制发展比较完好，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出现问题，难免让人担心本国的金融体系。中国的银行体系在国有流通股的条件下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冲击，但是心理影响还是存在的，各国都有自己的金融担心，尤其是对资本投资者的心理影响不可小觑。为了增强市场信心，力保今年GDP的稳定增长，我国适时的出台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国家统计局3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0276亿元，同比增长26.5%。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投资4486亿元，增长35.6%；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2398亿元，增长1.0%。对比2008年1至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8121亿元，同比增长24.3%。4万亿项目投资的拉动效应初步显现。
 
      在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对于凸显出的财政政策的风险，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地分析。

     第一，首先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的赤字规模迅速增加，在1998—2000年的三年里，财政赤字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62.3%。虽然名义赤字率一直突破3%的警戒线，但若加上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和企业养老金欠账及准国债等隐性债务引起的赤字，实际赤字率高达8—9%，超过国际上的赤字警戒线。 今年在3月3日将提交给全国人大审议的财政预算报告中，2009年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赤字总规模将达到9500亿元，从绝对数额上而言，这是建国以来的最高财政赤字。这一创纪录的数字较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5000亿元赤字规模，几乎翻倍，远超2008年年初中央政府定下的1800亿元财政预算赤字。这不能不让人担心，巨额的财政赤字，可能引发相应的债务风险，我国中央财政的偿债率与债务依存度实际上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第二，效用递减效应。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在递减。从以往年度来看，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一直很大，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却在递减。据统计，国际投资对 GDP的拉动作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 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8个百分点，国债拉动力逐年降低。二是对民间投资与国内消费刺激效应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