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孝道回归与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再定位

庭生活依然遵循着传统孝道。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中期，由于政治生活中“左”的错误对农村孝道的不良影响，以及所有制的改变对家庭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青年人对孝的践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错位现象。1966-1976年的10年浩劫让人们磨灭了“孝”字，中断了孝文化的传承，以致于人们对孝道襟若寒蝉，谈孝色变，孝道的合理性和继承性被完全否定。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利益原则渐次成为主导农民行为的标准，农村社会出现了家庭利益关系的倒置现象。青年人多以自身利益为重，代际之间利益和情感分离，孝道伦理逐渐淡化。随着农村家庭模式的现代性转变，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变为青年夫妻之间的爱情和三口之家的天伦之乐。这种家庭生活方式给了年轻一代极大的自由和幸福，但却造成了老人晚年的孤苦和寂寥。现代孝道所要求的对老人的“敬”这种精神慰藉功能很难实现。到了90年代以后，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在农村进一步衰微，孝道观念更为淡漠，农村老人的生活处境更为艰难。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在现代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孝道传统在中国农村一度出现了危机。
    有研究者指出，由于农民价值世界的倒塌，他们日益关注的只是赤裸裸的现实利益，农村的孝道正在日益衰落。如果照此推论的话，1949年以来，孝道的地位在农村一步步衰落，时至今日，农村社会几无孝道可言，但这并不符合广大农村社会的现实情况。诚然，孝道沦丧的情况在2000年之前比较严重，但自2000年以后，那将只会是少数情况。“农村旧貌换新颜”已然不再是一句政治口号。进入21世纪，国家意识到在道德生活领域，不能选择“国退民进”的方略，让农村的“市民社会”在道德滑坡中生长，必须要适时、积极地进行引导和干预，国家政治生活又一次深刻地影响了农村。农村养老迫切需要国家、社会、家庭等多方力量的汇聚和高度关注。近年来，由于国家相关养老保障政策的实施，农村孝道的阶层化，子女分担的养老模式以及老人自我养老意识的强化，都大大促进了农村孝道的回归，促使农村孝道最终向着社会主义新孝道伦理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新孝道伦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赡养父母，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即“奉养”，二是让父母在精神上能够得到慰藉，即“诚敬”，两者缺一不可。

    (一)国家推行的相关养老保障政策与农村家庭养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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