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困境”与乌托邦的可能性

需要本身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按照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8]需要并不必然地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生活资料的分配直接相关。即使人的基本的物质需要中的性的需要，它不仅有一个需要的限度，而且对财富的占有并不必然就是性的需要的满足，虽然财富可以买到性，从而可以实现具有动物性质的性的需要，但是这也决不是一个文明人的需要的满足方式，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甚至人的基本的满足生命的再生产的生存需要，虽然随着历史的演变在发生变化，但是事实上也是一个有限度的需要。例如生命再生产的需要可以用热量的数量关系来表征，而匀衡的饮食就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与脂肪所产生的热量的比例关系，现代营养学就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设想所有人都需要一个皇宫，可是事实上他占有的只是一张床，皇帝拥有皇宫的需要本身是需要用其它社会原因来解释的，唯有证明了这些其它原因具有赵先生的“一般社会的内在结构”的特征，才能证明这种“心理学馅饼”“心理性的资源稀缺”具有普遍必然性。可是这是一个很难证明的命题。原因很简单，只有那种把财富的最大化追求作为个人和人类追求的唯一目的的社会发展形式中，这种情况才能普遍的发生；而且事实上只是在那些有条件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少数人中才会发生这种需要的狂想和无限的贪欲。人类的多数个人因物质生存条件的制约难以产生这种普遍的需要的狂想。设想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人需要皇宫，那不是极其可笑的吗？
 
    赵先生的“一般社会的内在结构”的基本思想是以这样一个判断为基础的：“无论什么资源，物质的或者权力的，地位的或荣誉的，都永远是稀缺的，相对于人们水涨船高的欲望来说，就更加稀缺。”所以他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是一个“不可能的世界的想象”。这种脱离了人的具体的、历史形成的需要的具体形式和物质生产的具体的、历史形成的具体形式的抽象的言说，当然是无往而不胜的。我们可以设想人的需要永远在增加，资源“永远是稀缺的”，这样“不可能的世界的想象”在逻辑上就是一个充分必要的判断。可是这都是在抽象的概念的意义上说的，并不具有实在的意义。例如物质的需要不同于对权力的需要，任何人和任何社会可能都存在对社会地位和荣誉的追求，可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些需要完全可以是异质的，例如原始人就不同于现代人，将来人类的生存状态不同于现代人，成为冠军的需要不同于成为资本家的需要。[9]这在逻辑上显然需要提供无限的单个的证明，这倒可能是一个“不可能的世界的想象”的逻辑证明。把各种具体的、历史地发展着的需要和同样发展着的满足需要的资源视为同质性的，是赵汀阳先生把自由的困境设定为人类不可摆脱的困境的前提。他的逻辑推理发生错误的症结是：他把一个有待证明的“同质性”的设定作为一个无需证明的前提性基础。所以他才会推出：“我们尤其不能把这样的社会事实简单地看作是个坏的事实，因为，假如不存在这样的事情，那么生活的诱惑力也许会减少，人们永远需要生活中有一些能够用来表现成功和胜利的事情，尽管人们都不希望碰巧成为失败者。某些人拥有否定或者挤掉别人的自由的自由，这是由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就是说，社会这个游戏总是只能这样安排和生成，只能是这个样子，否则就没有社会，这就像一种无论怎么下都没有输赢的棋是玩不下去的。”这就有点像用赌徒—而且是习惯于某种特定的赌博形式的赌徒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社会，自然不会得出用正常人的眼光得出的结论。
 
    正如人类总是由个体构成，需要在我们谈论这个问题的范围内也总是指每个个体的需要，而具体个体的需要总是存在一个限度的。更重要的是，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俗的眼光---对抽象财富的无限追求(事实上这只是资本的人格化的需要，从而是资本家们才具有的需要)，来看马克思说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就如同用动物的眼光来看人一样，是衡量标准的误用。固然地球的物质资源(在抽象的意义上讲)是有限的，甚至人类开拓宇宙的物质空间也总是有限的，但是这并不构成形成人对人只能是狼的充分必要条件的判断。所以马克思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人是有理智的生物，是可能有理智地自我调控(所谓计划经济就是根源于这一思想，虽然在现实的实践中它被扭曲了，但这并不构成它是人类可贵的积极的探索的否定)，例如有理智的人类就不可能让人类无限度地繁衍，不可能让那种破坏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畸形的需要和实践无限度的发展。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实践是这方面可贵的探索。而从马克思的乌托邦的角度，人对人的奴役和强制是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的排他性的占有的基础上的，而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这是可以得到一个历史的、具体的解决的。
 
    其实，只要认真翻阅马克思的著作，可以看到马克思关注的是奠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对他人的暴力和非暴力的强制和奴役是否可能消除的问题，除非赵先生认为这是人类的不可摆脱的历史宿命。这样马克思的论域就被限定在一个具体的而不是抽象谈论的范围之内。
 
    可见 “心理学馅饼”“心理性的资源稀缺”不是有智慧的人类不可克服的障碍。赵先生从市场经济这样一种历史的暂时存在形式出发，“心理学馅饼”“心理性的资源稀缺”当然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这也说明赵先生的“一般社会的内在结构”的市场经济拜物教是如何在潜意识的层面影响了赵先生的认知能力。人的需要固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可是需要的层次也是在变化的。如果我们剔除市场经济拜物教的狂想症这一怪物，把人还原到他的本来面目，那么人的需要与占有物质生存资料之间并不存在非历史的因果联系。人类的需要与极大化占有生产资料的状况存在必然联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人类不成熟的表现，是人类的史前时期。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的史前时期的结束，而这个史前时期的特点正是以极大化占有生产资料(这自然是极少数人可以实现的)以剥夺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资料为特点的。一部分人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实现对他人的暴力和非暴力的强制和奴役，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目的，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人类发展形式，但不可能是人类理想的社会存在形式，例如就不可能是赵汀阳先生的好生活可能存在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者并不反对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共产主义者反对的是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去奴役他人和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力。这种占有生产资料去奴役和强制他人劳动的权力，恰恰构成了剥夺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相对不发达的必然结果。
 
    显然人类个体某些基本需要的有限性，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可能实现的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虽然人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不断地发展，但是并非人的任何需要及其满足都必然地与人类个体占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相关，而且某些人类个体的无限的贪欲这种需要现象，是特定的社会发展形式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遍必然的特点。相对不发展的生产力构成了这种特定社会发展形式存在的条件，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则可能从根本上解构这种特定社会发展形式存在的基础。但是这也只是共产主义实现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动主体，只有在实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地实现人类的解放。虽然人类的这一历史发展道路也是一个可选择的可能性空间，但它无疑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更高的道德的和理想的吸引力，比建立在“自由的困境”基础上的好生活的提倡更有吸引力。共产主义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人类个体，他不是把财富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生存的目的，而是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也就是自由个性，即人的能力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目的。这种能力既包括人的致善的道德追求，也包括人的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不断提高。
 
    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一个可以预期的经济发展状态，因此“物质极大丰富”---当作少数人极大化占有生产资料失去必要性的条件，具有质的规定性。虽然我们目前无法从量的角度刻划它，但是在质的角度却是可以刻划的。起码在马克思看来是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人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解放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而直接生产过程是可以用一系列技术指标衡量的：例如劳动对象的改变和加工完全由机器自身完成，生产过程表现为一种自然力(生产资料)的自我运动过程，这个过程由人工大脑—例如计算机的控制来完成，等等。马克思在考察大机器生产发展的历史趋势时，已经科学地预见到直接生产过程无人化这种状况的出现。他说：“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10]在新的劳动方式中，“…··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11] 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劳动时间是商品即社会财富的尺度，而随着直接劳动不再成为物质生产的基础，成为社会财富的尺度的将是“自由支配的时间”[12]，而不是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和由于自动化机器的广泛采用带来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相比，已经失去了决定意义。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直接介入，已不具有决定意义。“直按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在质的方面，也是不可缺少的”，但“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13]当劳动者作为自然力介入生产过程的物质规定性被劳动资料及其运转所代替，人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就取得了某种完成的形态。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历史使命之一，就是使“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14]这时劳动者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表现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人的目的性意识活动对直接生产过程的支配。
 
    因此，马克思说：“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15]生产的这种完成形态毫无疑问一方面必然表现为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正如我们今天已经看到的现代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从技术基础上说它是奠定在数字化的应用即智能化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财富的极大增长使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既失去了技术的必要性，又失去了奠定在人的物质生存和发展需要追求基础上的社会必要性。根本上说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角度消除了由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必要性。所以马克思说，私有制的灭亡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私有制不是被消灭的，而是因为人类没有继续采用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必要性。
 
    可见，“自由的困境”是可以解困的，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也是可能实现的，只要我们依循马克思从经济学的实证研究的路向进行研究，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哲学论证的基础上。

[1] 本文依据的文本是“中国学术论坛” 赵汀阳先生提供的电子版本，与原载《世界哲学》2004年第6期的文本的主要区别是“马克思主义设想的共产主义理念是一个不现实的乌托邦，但却是个深刻的理论神话”一句，由于编辑加工被隐喻化了。
[2]“自由就是某种制度化的力量或者某种集体性的力量所划定的每个人各自的可能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不是虚空，而是一个由各种权利以及保证那些权利得以实现的权力所充实的生活空间，或者说是一个由现成可及（available and accessible）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种资源所定义了的可能生活空间，是由各种资源总占有量所构成的所能自主的活动空间。如果更哲学一些地说，它就是在某个可以任意进入并且有权任意使用的‘可能世界’之上所能够创造的‘可能生活’。这样来看，自由就是一个完整结构，而且具有实在性，而不是被拆散的一些零碎的纸上权利。自由就很明确地成为好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当然，自由这一条件只是蕴涵着但并不必然导致好生活。”
[3] 当然赵汀阳的权力概念比一般的权力概念的含义更广泛，它还有个人追求积极自由的内涵。
[4]“‘人’类的能力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2）  第124、125页)当然赵汀阳是以“一般社会的内在结构”为基础的，因而是不可克服的，马克思则以这种人类发展形式的历史暂时性为基础的，认为“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 
[5] 其中国家的强制力的使用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积极自由必须与消极自由相结合，实现自由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恐怕是二十世纪的那段历史上的革命和实践最重要的教训之一。
[6] 例如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在凤凰电视世纪大讲堂回答听者提问时，就证明人类在原始社会就存在等级，所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等级分化是一个“一般的历史事实”。
[7] 这里的需要是指的人的一个特定层次的需要，即对人生存和发展的经济资源的需要，因此这里提的问题也就是人能否消除经济的暴力的问题，即人能否利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剥夺他人的自由的发展的问题。
[8]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七个层次：(1)生理需要。 (2)安全需要。 (3)归属需要。 (4)尊重需要。 (5)认知需要。 (6)审美需要。 (7)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马斯洛就为我们建造了一个需要的金字塔。马斯洛指出，当低级需要得到满足以后，“其他（高一级的）需要就立刻出现了，而且主宰生物体的是它们，而不是生理上的饥饿。而当这些需要也得到了满足，新的（更高一级的）需要就又会出现。以此类推，我们所说的人类基本需要组织在一个有相对优势关系的等级体系中就是这个意思。”（转引自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2页。）马斯洛还提醒人们，不要过于拘泥地理解诸需要的顺序，不能以为只有人们对食物的欲望得到满足，才会出现对安全的需要；或者只有充分满足了对安全的需要后，才会滋生出对爱的需要。
[9] 从“无论什么资源，物质的或者权力的，地位的或荣誉的，都永远是稀缺的，”引申出“一个人的自由增加总是让某些人损失某些自由”的结论，也是需要证明的。因为并非任何需要及其满足必然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在现代社会中也总是可以举例说明，在某些群体的范围之内人们的行为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对立的，从而并不必然“让某些人损失某些自由”。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2页。
[11]同上书，第218页。
[12] 《马克思图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2页。
[13] 同上书，第212、222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7页．
[15]同上，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