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解放与自然的全面复活

　　我们知道，大约从20世纪40年起，产生了一种逐渐被命名为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话语，在这种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中形成了意义十分广泛的“后现代语境”。在这一语境中，面对现实的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自由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实践的社会主义被看成是现代性的产物和具体表现，三种主义都各自将对方看成是与第三者的联盟，并妖魔化为“邪恶”，是当代灾难的根源。整个争论远离了对现代社会基本原则的存在论分析和批判，批判的话语不断地模糊了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异，开始走向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和观念论批判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批判理路被放弃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甚至被作为经济决定论和经济还原主义遭到批判。在对生态危机的分析中由于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这一根本的方法论，批判陷入了对所谓发展主义的批判，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主体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的批判等等，这一切都被看成是启蒙精神的后果，看成是现代性的内在规定。问题当然不在于展开诸如此类的批判，而在于此种批判往往从根本上忽视了资本原则的普遍中介这一基本的存在论事实，使批判无意中陷入抽象，根本没有触及问题产生的社会存在论基础。在这种语境下，马克思的理论被看成极端的现代性理论，在马克思的名誉下实施的社会主义实践则被看成是现代性的极端化，比现代性还现代性的现代性[xxxvii]，它造成了比资本主义更加严重的生态危机，是人类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最激进的版本。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思辨哲学，作为一种思想视域，它不仅产生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历史的批判，而且本身就在这一批判中得到全面展开和实现。马克思思想的基本意义在于，为理解现代社会历史提供了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一批判范式。马克思以资本命名现代，资本被阐释为现代社会历史的基本原则，或基本建制，批判的任务就是揭示资本原则的内在规定及其限度，揭示资本在现代社会历史中的普遍贯穿，揭示资本对自然、人和社会的全面中介，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本质上也不过是被资本中介的现实历史过程观念上的“副本”。在这个意义上，在对现代社会历史的剖析中正确地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核心范畴，实际上就站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立场上。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核心范畴的“资本”不能单纯被狭义地理解为一个实证的经济学概念，而应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上被阐释为现代性存在论范畴，即现代“存在”的普遍规定和基本建制。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受资本原则的普遍中介这一现代性存在论状况就可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上被揭示出来。资本的剥夺本性就不再仅仅指向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剥削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存在论视域也就不再被阐释为一种与自然基本无关的“社会历史观”。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资本原则作为现代性的存在论规定才是当代“自然异化”的真实根源，而自然真正复活的最后出路是资本的扬弃，它与人的解放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才被马克思看成是完成了人道主义和完成了自然主义。马克思虽然没有对生态问题作出课题化的研究，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恰恰从根本的意义上奠定了阐释当代生态学问题的理论基础。此一理论基础从根本上意味着生产方式概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范畴，在分析现代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基本意义，它批判抽象的自然观，反对脱离现实的实践关系诉诸自然的绝对价值等等来谈论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陷入人与自然抽象同一的浪漫主义天真，而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现代复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建构是一种现实的实践关系，就像共产主义对资本的扬弃并不只是一种观念的更新，而必须是一种改造现实的社会实践一样，此种和谐关系的建构必须触及和推进到社会基础的层面，而不能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操作。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在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充分地领会到了马克思思想对于研究生态问题的重要意义，他们指出，马克思思想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应该遵循这些原则来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xxxviii]与脱离当代资本原则来讨论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思想家相反，不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十分注重将这一问题同资本的批判紧密地联系起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产生当代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不能离开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方式抽象地谈论生态环境的破坏。美国的前共产党书记霍尔指出，科学技术本身也能成为保护环境的重要力量和积极因素，问题只在于在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并不能做到这一点[xxxix]。在谈到环境资源与人口关系的时候，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帕森斯认为，生态问题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之间有着本质关系，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是社会主义，他说：“我们把‘人口－资源’的问题看成是因统治阶级的罪过而产生的、由工人阶级加以解决的阶级问题。这种激进的分析要求激进的解决方法。社会主义就是解决方法，并且越快解决越好。”[xl]

　　这当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终结之前，任何保护环境的做法均无意义，也不是说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合盘托出了解决生态问题的具体方案和策略，也许正好相反，马克思思想的原则性和方向性面对具体的历史处境却显得不“实用”。这就要求我们结合现实的历史处境实现理论的“具体化”。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迅速拓展，伴随着人的需求和欲望的急剧膨胀，各种自然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人在与自然的互动中触及到了自然的底线，人类的存在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因此，我们需要澄清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未予考虑的生态学前提[xli]，同时也要阐释马克思思想对生态学的基本意义。像海德格尔以“向死而在”确立“此在”的生存论意义一样，历史唯物主义也可以从一种“终结”的本体论确认中获得建构意义的立场，在这种立场中阐释它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阐释通过扬弃资本克服“自然异化”的历史性意义，将生态问题本质性地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事业之中，并与当代中国的实践联系起来，而不是单纯从暂时策略的意义上来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构，甚至于将这种关系的建构停留在“观念革命”的领域之内。

　　另外，国家职能的强化也是马克思没有面对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由于批判黑格尔理性国家观念的必要，国家被重新置于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国家更多被看成是资本的“随从”，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没有全面地考察国家可能的“超越”作用及其限度。就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加强，被一些人用于宣布马克思思想的失效不说，在两种制度并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功能也需要在当今的历史处境中进行客观的考察。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何承担起实现人的解放、自然的解放的全部责任，而不是再度成为异化的力量，是必须面对的重要理论任务和实践任务。实践社会主义的衰落及其遭遇的各种指责大都与此密切相关。如果说资本的自发性导致和加深了自然的全面异化，而且，从属于资本原则的国家在解决生态问题时受到资本原则追求效率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制约，那么，社会主义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它岂不是也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吗？尤其是在市场对资源起到基础性配置作用的时候，社会主义如何还可能避免环境灾难，避免将自然仅仅作为攫取的对象呢？这当然不只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但无论如何，国家应该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此种作用绝不是从国家是市场的补充结构这一意义上说的——因为此种见解，甚至是实践无疑会将国家拖回到它试图超越的历史阶段上去——而是就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历史地承担解决而不是强化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异化的使命而言，唯有承担着这一使命，并实际地完成着这一使命，它才不会失去创造历史的机会，其实践才真正具有指向未来的伟大意义，并且也只有如此才不会背弃它神圣的伟大承诺。

　　[i]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P2、P10等。

　　[ii] 这是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一书的基本观点，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

　　[iii] 张志扬：《偶在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P2。

　　[iv]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20、P316。

　　[v] 道梅尔在《新时代的宗教，创立综合格言的尝试》中说：“自然和女人不同于人类和男人，前者是真正神圣的……人类为了自然而自我牺牲，男人为了女人而自我牺牲乃是真正的、唯一真实的温顺和克己，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美德和笃敬。”（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P240。）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是一种比基督教还要反动的“自然宗教”，求救于自然不过是“笨拙的农村田园诗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p240。）

　　[v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P241。

　　[vi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P325。

　　[vii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10－311。

　　[ix]《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76。

　　[x]《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77。

　　[x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97。

　　[xii]《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P111。

　　[xiii] 卡尔?斯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北京，P17。

　　[xiv]《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07。

　　[xv] 海德格尔就曾经批判性地指出：“唯物主义的本质不在于一切只是素材这一主张中，而是在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定中，按照此规定讲来一切存在者都显现为劳动的材料。” 由此，海德格尔判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学说。（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见《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1996年，P383。）

　　[xvi]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272。

　　[xvii]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01。

　　[xviii]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称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为了能够活着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身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272）后来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节，马克思在讨论劳动的必然性、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对此也作了强调，问题只在与如何合理地安排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不让自然盲目的力量来左右人们的生活。（《资本论》第3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P925。）

　　[xix]《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274。

　　[xx] 关于这一方面的讨论，我在尚未公开发表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有具体的论说。

　　[xx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275。

　　[xxii]《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中文第二版，P285。

　　[xxii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P283。

　　[xxiv]《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P298。

　　[xxv]《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P298。

　　[xxv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269。

　　[xxvii]《资本论》第3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P922。

　　[xxviii]《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P390。

　　[xxix]《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P275。

　　[xxx]《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第二版，P141；也可见《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第二版，P194。

　　[xxx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03。

　　[xxxi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04。

　　[xxxiii] 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见《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P932－933。

　　[xxxiv]《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P933。

　　[xxxv] 关于这一点，可见马克思的如下论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像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试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的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运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P520－572。)

　　[xxxvi] 海德格尔：《泰然任之》，《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P1239－1241。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此一姿态只是以思想家的深邃导致对自然的“理论直观”，按照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说法，海德格尔毕竟只是哲学家和理论家。

　　[xxxvii] 见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P396－404。

　　[xxxviii] 见弗里德里克：《重新发现自然辩证法》，载于《政治事务》，1975年第5期。

　　[xxxix] 见霍尔：《生态危机的阶级方面》，载于《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2年第8期。

　　[xl] 见帕森斯：《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载于《革命世界》1977年第21/22卷，P98。

　　[xli] 俞吾金：《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叙述方式》，载于《社会科学报》，2006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