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祖禅的哲学意蕴
圭峰宗密认为，作用见性正是洪州宗的特色：“起心动念，弹指謦咳，扬眉瞬目，所作所为，皆是佛性全体之用，更无第二主宰。如面作多般饮食，一一皆面。佛性亦尔，全体贪嗔痴，造善恶，受苦乐，故一一皆性。”(16)可见马祖禅善于从见闻觉知，从动作、语言，身心活动，生命现象中，通过机锋棒喝、扬眉瞬目等等方式把不可言传的内心体验传达给受教者，启悟他人自识本心，见性成佛。这再次表明了佛禅修证的个性化。
四、自识本心——儒、禅引为同调
熊十力指出，禅宗之根本在“自识本心，直沏真源。(自注：真源，谓宇宙本体。识得自心与万物同体，真源岂待外求?)”(17)在他看来，这也是儒学之根本。他发挥大珠慧海初参马祖的公案，指出“自家宝藏”即是本心，此是万化之源，万物之本。所谓“抛家散走”，是指专恃量智或知识向外追求探索。熊氏认为，本体不可当做外在的物事来推度，迷者以为实有佛法可求，实则佛者觉也，只此心是。若离自心，便无佛可得，亦无法可得。关于“使用自在”，熊氏说，这个宝藏是吾人所以生之理，亦即是天地万物所以成形之理，因吾人与天地万物同一本源，不可分割。由此应知，此大宝藏具有无穷神化，无边妙用。就吾人日常生活言之，此大宝藏随触即应，无感不通。熊氏以“本心”与“习心”之辨来解读这一公案。一般人任习心趣境，将佛法当做物事来追逐，而不自识何者为自家宝藏或本来的心，自己不认识自己。他指出：“吾人与天地万物同体的大宝藏，本崇高无上……此崇高无上的，正是平平常常的。若悟得这个，才是我的真实生命。易言之，这个才是真的自己，岂不平平常常?又复当知，若认识了真的自己，便无物我，无对待，乃至无取舍等等。于此何容起一毫执著想，何容作一毫追求想哉……马祖鉴其妄习未除，于是呵其外逐，令反悟自家宝藏，又示以无物可求。而慧海乃一旦廓然空其胸中伏莽，始跃然兴问，谁是自家宝藏?马祖则直令其反悟当下之心，即此时兴问之心，光明纯净，如赤日当空，不容纤毫翳障，此非自家宝藏而何?若时时在在，恒保任得如此时之心，便是药山所谓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也。”(18)慧海被马祖提撕，习心偶歇，而本心之明，乍尔呈现。但恐妄习潜存，仍然障蔽本心之明。因此，保任之而勿放失是十分重要的。这正是孟子“求放心”之本意。
熊十力平生最服膺马祖扭百丈鼻孔一
公案，认为其揭示独体及护持工夫，至为亲切。马祖在怀海接近成熟之际，见野鸭飞过，因乘机故诘，诱而进之。怀海滞于习心逐境，未能解悟。马祖再诘，而怀海犹不悟，于是马祖扭其鼻孔，令其自识独体。马祖当机善诱，意义深远。关于“作用见性”，熊氏界定为：“夫性者，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但以其为吾人所以生之理而言，则谓之性。以其主乎吾身而言，亦谓之心。作用者，即凡见闻觉知等等，通名作用。”(19)但熊氏强调，严格说来，“作用”是本心本体的流行，是本体的力用，依根门而发现，表现为见闻觉知的。如果根门假心力以自逞，挟习俱行，由此而发为见闻觉知，这是根与习用事，不是本体流行，不成为作用。据通常说法，慧海这时内发的见闻觉知，就叫做心。不过，此所谓心，是以作用名心，而不即是本体。熊氏把引生见闻的人、事物或语言称为外缘，而将见闻说成是内发的，认为见闻不只是感摄，而是具有明确的。“马祖答慧海，只令他反躬体认，当下虚明纯净，不杂一毫倒妄的见闻觉知。就在这里认识他固有性体，即所谓自家宝藏，可谓易简真切之极。盖见闻觉知，固是当下发生的作用，而此作用不是没有内在的根源，可以凭空发现的。须知，此作用即是性体之流行，故于作用而见性也。马祖扭怀海鼻孔一案，则可与答慧海者反以相明。怀海于野鸭子飞过时，而起野鸭子的见。这个见，正是逐物生解。此解只是根与习用事，而不是本体之流行，即不成为作用，故于此不可见性。”(20)
熊氏严格本心与习心的区别。就“作用见性”而言，他把心的力用，流行于根门，不为根所障，习所锢者，叫做“作用”。习也有净染之分。锢敝其心之习为染习，常乘权而起.熊氏作出这些分疏，当然是为了避免流于狂禅。但熊氏肯定马祖行住坐卧、应机接物之道，与我国儒道诸家之道，只是一道。他更认为孟子求其放心、保任无失、深造自得、发掘资源、左右逢原之说与马祖自识本心、即心是佛、河沙妙用、不出法界之说，可以相互发明。 自识本心，才是解脱的本原，但本心容易与习心(向外追逐，计较分别之心)相混淆，习心或无明，成为发明本心的障蔽。明心见性，就是要空掉或超越这些障蔽。马祖禅沿着慧能的智慧方向，借助《孟子》、《庄子》等本土资源，返回自身，寻找吾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之生命本源，肯定自家宝藏自足圆满，元无少欠，让真心真性(佛心佛性)真实地呈现出来。其要旨是创造条件，在凡俗的日用常行之中，凸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一点，禅宗与儒家是相通的。马祖禅把佛还原到人的具体生命中，又把人的凡俗生活安顿在佛的境界之中，使有限制的个体透过与佛同体的内在生命的发掘，体悟到心性的空灵与自由，从而超越限制，通向永恒。
总之，马祖禅强调个体人自身即佛，随时体道，以更简易直捷的方式当下得到解脱。他彰显了个体内在的价值，开发自身的资源。他的无修无证、无念无著之禅机，更彰显了“人”的
地位、“个体性”的地位，其灵活启发的方式，更具有创造性。马祖及其禅观、禅法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成为宋明心性之学的重要资源，亦为当代新儒家所珍视。其举动施 为、语默啼笑中，充满高峰体悟的创意。其不假外求的方式，截断众流的爆发力，借助语言 又超越语言限制的佛慧，在今天的思维术、语言哲学和诠释学上都有极高价值。
注 释：
(1)据杜继文、魏道儒云：“道一一生的活动，以洪州为中心，南抵大庾岭北，东南越过武夷山脉至福建、浙江境，时间大约自天宝三年(744)到贞元四年(788)的四十余年中。”见杜、魏合著之《中国禅宗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229-239页。
(2)比较集中的在《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的功能上章和明心上章，见《熊十力论著集之一——新唯识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3-384页、551-557页、561-563页。
(3)《祖堂集》，卷十四，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3年12月，第267页。
(4)《五灯会元》，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版，上册，第154页。
(5)《古尊宿语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5月版，上册，第5页。
(6)《五灯会元》，卷三，上册，第146页。
(7)《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
(8)《祖堂集》，卷十四，第270页。
(9)《五灯会元》，卷四，上册，第198-199页。
(10)《五灯会元》，卷三，上册，第157页。
(11)同注①，第234页。
(12)洪修平：《中国禅学思想史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79 页；顾伟康：《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上海，知识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60 -61页。
(13)《祖堂集》，卷十四，第271-272页。
(14)参见吴怡：《公案禅语》，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8月再版本，第58-59页。
(15)见《古尊宿语录》，卷一，上册，第6-7页。
(16)宗密：《圆觉经大疏抄》，《大正藏续篇》，卷十四，第279页。
(17)同注(2)，第551页。
(18)同上，第552-553页。
(19)同上，第557页。
(20)同上，第562页。
熊氏严格本心与习心的区别。就“作用见性”而言，他把心的力用，流行于根门，不为根所障，习所锢者，叫做“作用”。习也有净染之分。锢敝其心之习为染习，常乘权而起.熊氏作出这些分疏，当然是为了避免流于狂禅。但熊氏肯定马祖行住坐卧、应机接物之道，与我国儒道诸家之道，只是一道。他更认为孟子求其放心、保任无失、深造自得、发掘资源、左右逢原之说与马祖自识本心、即心是佛、河沙妙用、不出法界之说，可以相互发明。 自识本心，才是解脱的本原，但本心容易与习心(向外追逐，计较分别之心)相混淆，习心或无明，成为发明本心的障蔽。明心见性，就是要空掉或超越这些障蔽。马祖禅沿着慧能的智慧方向，借助《孟子》、《庄子》等本土资源，返回自身，寻找吾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之生命本源，肯定自家宝藏自足圆满，元无少欠，让真心真性(佛心佛性)真实地呈现出来。其要旨是创造条件，在凡俗的日用常行之中，凸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一点，禅宗与儒家是相通的。马祖禅把佛还原到人的具体生命中，又把人的凡俗生活安顿在佛的境界之中，使有限制的个体透过与佛同体的内在生命的发掘，体悟到心性的空灵与自由，从而超越限制，通向永恒。
总之，马祖禅强调个体人自身即佛，随时体道，以更简易直捷的方式当下得到解脱。他彰显了个体内在的价值，开发自身的资源。他的无修无证、无念无著之禅机，更彰显了“人”的
地位、“个体性”的地位，其灵活启发的方式，更具有创造性。马祖及其禅观、禅法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成为宋明心性之学的重要资源，亦为当代新儒家所珍视。其举动施 为、语默啼笑中，充满高峰体悟的创意。其不假外求的方式，截断众流的爆发力，借助语言 又超越语言限制的佛慧，在今天的思维术、语言哲学和诠释学上都有极高价值。
注 释：
(1)据杜继文、魏道儒云：“道一一生的活动，以洪州为中心，南抵大庾岭北，东南越过武夷山脉至福建、浙江境，时间大约自天宝三年(744)到贞元四年(788)的四十余年中。”见杜、魏合著之《中国禅宗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229-239页。
(2)比较集中的在《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的功能上章和明心上章，见《熊十力论著集之一——新唯识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3-384页、551-557页、561-563页。
(3)《祖堂集》，卷十四，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3年12月，第267页。
(4)《五灯会元》，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版，上册，第154页。
(5)《古尊宿语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5月版，上册，第5页。
(6)《五灯会元》，卷三，上册，第146页。
(7)《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
(8)《祖堂集》，卷十四，第270页。
(9)《五灯会元》，卷四，上册，第198-199页。
(10)《五灯会元》，卷三，上册，第157页。
(11)同注①，第234页。
(12)洪修平：《中国禅学思想史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79 页；顾伟康：《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上海，知识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60 -61页。
(13)《祖堂集》，卷十四，第271-272页。
(14)参见吴怡：《公案禅语》，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8月再版本，第58-59页。
(15)见《古尊宿语录》，卷一，上册，第6-7页。
(16)宗密：《圆觉经大疏抄》，《大正藏续篇》，卷十四，第279页。
(17)同注(2)，第551页。
(18)同上，第552-553页。
(19)同上，第557页。
(20)同上，第5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