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综述

摘 要:1980年代初,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开始呈现出繁荣景象。至1990年代后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从专论研究、专着研究两个角度对近十年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状况进行考察,发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方法可信;但全面系统研究的、采用第一手资料研究的、深入细致地分类研究的、跨学科研究的,以及关于明朝等个别朝代的服饰研究均较少。
关键词:中国古代服饰;服饰研究;考古发掘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服饰不仅是一种物质文化的体现,更是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因素融合的产物,通过服饰可以透视出各朝代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状况,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言:对古代服饰的研究“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1980年代初,着名学者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版)一书问世,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服饰研究被列入专题研究对象,研究队伍日益扩大,成果不断涌现,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与此同时,服饰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既有对服饰的起源、发展、变化、沿革等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又有以服饰为基点,从文化理论、史学理论、美学理论、科学技术、文字学、民族学和人类文化学等角度对服饰进行的多方面阐述和论证,从而体现出了服饰文化跨学科的特点。本文拟从专论研究、专着研究两个角度对近十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状况予以概述。
    一、专论
    1.专题研究
    服饰的专题研究,近十年来得到了加强,表明服饰研究已经从以前习惯的纵向研究,转向了比较具体深入的横向研究。这一转变,主要是由于各地出土文物的不断增加,为广大服饰研究者提供了文献以外的直观性材料。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服饰与礼制、服饰与军事、服饰与民族、服饰与妇女、服饰与宗教、服饰与科技、服饰与审美、服饰与心态、服饰与地理环境、服饰与外交等。现就其中几方面略作评述。
    由于等级制度的产生、上下尊卑的区分,适应于当时社会背景的各种礼仪也随之产生。服饰从一定程度来说是从属于这种需要的。如祭天地、宗庙等有祭祀之服;朝会时有朝会之服;做兵事有从戎之服;凶丧时有吊丧之服;婚嫁时有婚礼之服。上自天子朝臣,下至庶民百姓,在各项礼仪活动中都有应着的服饰。江冰[1]在介绍祭服与丧服的种类、等差的同时,阐述了祭服与丧服在人们礼仪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中国古代服饰中的祭服与丧服都远远地超越了服饰自身的实用功能,并早已成为一种礼仪、一种标志,是一种制度的体现,从而被作为一种精神的载体。借助kao古文物“秦佣”来研究服饰与礼仪之间的关系的着述较多。其中,党焕英[2]认为:秦俑的造型源于生活,是秦代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服饰作为礼仪的表现形式之一,其主要作用在于别尊卑、分等级。也有从中国古代服饰中存在的“比德”现象去分析古代服饰所体现的礼制的[3];从哲学角度透视服饰所反映的礼制的成果相对较少。齐志家等[4]在分析古代冠服制基本特色基础上,从哲学的角度阐释了冠服制与礼制的深层联系。对于中国古代服饰中各类制度问题的研究,一直比较受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一般还是从服饰制度所体现出的礼制这个特点去探讨。雷虹[5]通过对中国古代服饰的质料、颜色、款式和丧服使用规定,以及由此而逐渐形成的社会心理、精神、物质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说明中国服饰制度具有“突出礼制”等特点。
    少数民族服饰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上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其服饰往往是民族文化特色的集中体现。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大多借助于民族学,研究范围几乎涉及各个少数民族,研究的角度也不一而足。桑吉才让[6]就舟曲地区藏族服饰的历史渊源以及艺术特点与整体藏族服饰进行了比较研究;吴建陵[7]侧重于对瑶族服饰的民族渊源、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概括和探讨;王正华[8]从服饰蕴涵的文化内涵着手,对拉祜族服饰的历史、类型、制作工艺及其演变做了系统的论述;陈键[9]对阿伊努族服饰上的贴花、刺绣图案从风格上进行了探讨。从服饰的形制、种类、取材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的成果相对较多,席克定[10]把苗族妇女的服装分为贯首装、对襟装、大襟装三种类型,分析了它们形成的时代;苏日娜[11]对蒙元时期蒙古人袍服的形制、种类及其取材、装饰等方面作了一些探讨。匈奴服饰是中华民族古代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术界很少综合和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李国栋[12]运用大量考古和文献资料对两汉时期匈奴服饰文化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其在发型、装饰品、化妆品等方面的论述有一定创见,可供对匈奴服饰文化有兴趣的学者作进一步研究参考。
    妇女服饰研究,是古代服饰研究中的重要部分。近年来,为满足现实生活的需求,古代妇女服饰研究更加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其研究成果主要有向景安的《中国历代妇女服饰的演变与发展》[13]以断代为序,分别对先秦至民国数千年来妇女服饰的发展、演变历史作了扼要的概述。向景安的另外一篇文章《从现存文化中探讨中国古代妇女发式的演变》[14]则是对一些地区出土的妇女发式研究后的总结。文章将5 000年来中国妇女发式的变化,概括为被发、发髻、假发三大类别,并对发髻和假发进行了深入探讨。眉目是人类面部最生动、最能表现感情,同时又最反映个性的部位。眉妆从古至今一直是人工化最厉害的化妆术,受到人们相当的重视。眉妆作为妆饰的代表性内容,其演变呼应着整个古代的妇女妆饰史的盛衰及审美观念的递嬗,并折射出特定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道德礼教及民族交流的影响。陈蕾[15]从眉妆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入手,分先秦、汉魏六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综述各代风情,并联系其社会背景考察了数千年来妇女社会生活和社会地位的变迁。 “服饰”一词在《汉书》《后汉书》中是作为“衣服和装饰”之意而出现的,因而人们自然会把服饰与审美联系在一起。古代服饰审美思想是“天人合一”思想、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以及等级性诸因素的产物。[16]所以,服饰的审美观在古代社会几乎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礼,中国传统审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五色审美观,它深刻影响着古代服饰的发展。周跃西[17]对五色审美观在汉代的发展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了探讨;对于服饰具有的审美特性,谢琴[18]指出有3种,分别是功能美、形体美、时尚美,基本上概括了古代服饰的审美特性。总体而言,对“服饰与审美”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从美学、哲学、社会伦理观等角度研究古代服饰审美观的着述依然很少。
    关于“服饰与地理环境”的研究,大多以古代少数民族为基点,来论述服饰与地理环境间的关系,但成果较少。张瑛[19]提出:彝族服饰文化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不同的地理环境有不同的服饰与之相适应。王友兴[20]从东北少数民族古代服饰的特点入手,论述了服饰与人类所居住的自然地域条件、气候环境及生产方式的密切联系等。
    2.断代研究
    对先秦时代服饰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服饰制度改革。被许多学者赞誉为中国服装史改革先驱的战国时的赵武灵王,与他的“胡服骑射”举措一起被载入史册,流传千古。韦荣慧[21]从人类文明和民族服饰文化发展的轨迹角度,再次对赵武灵王的改革表示肯定;刘胜利[22]从服饰认识论和服饰审美的角度对“胡服骑射”的军戎服饰制度变革作了分析和探讨;魏建震[23]对赵武灵王服装改革的目的和意义提出了异议,认为:变异胡服属于风俗改革,目的是利用胡俗改革之机同化胡人,以招募北方广大地区的胡骑为己所用。对这一时期具体服饰特点的研究有,宋镇豪[24]将中国文化划分为中原、齐鲁、北方、秦、吴越、楚、巴蜀滇七大区域,根据以上区域考古发掘的服饰资料,研究考证我国服饰的形成阶段。
    对秦汉时期服饰的研究是整个服饰研究的重点之一。这一研究的显着特点是:服饰研究与考古紧密联系在一起,其着眼点主要是“秦俑”。曾布川宽[25]着重对秦兵马俑所着冠巾、铠甲的不同,进行了兵种、官阶等级的对照研究;陈春辉[26]也是借助“秦俑”来研究秦代服饰。此外,借助“汉墓”对汉代服饰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大体有:郎保湘[27]试图从洛阳出土的汉代民间男女服饰上,找出汉代服饰的一些主要特点;杨秉礼等[28]就兵俑的彩绘服饰问题作了探讨。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发达、开放辉煌的时代,反映在服饰上便是:雍容华美,女着男装,开放包容,胡服兴盛。对此问题研究者都有所涉猎。包铭新[29]抓住阎立本《步辇图》中被许多学者所忽略的几个穿着组合上的要点,指出:隋唐时期非常流行的“高腰掩乳裙装”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由纤长平直逐渐转化为宽博浑圆”这种造型上的变化,反映了女性理想形象的变化:由质朴无华变为雍容华贵。唐代 “惯束罗裙半露胸” 、“绮罗纤缕见肌肤” 、“女着男装”等现象,是中国服饰史上最浓烈的一笔。就此问题论述者颇多。郭海文[30]认为:唐代妇女服装主要是袒胸的襦裙、潇洒的男装,前者是对“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的传统思想的反叛,是母系社会女性崇拜的遗存;后者则是在此基础上对男权社会的挑战,是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服装化体现。李恒[31]从唐代妇女戴胡帽、穿胡服、化胡妆等方面剖析了唐代开放包容的社会气象。由于唐代服饰在整个古代服饰史上璀璨炫目,所以今天许多学者仍然热衷于对这一时期服饰的研究。
    辽代契丹人髡发习俗,在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中已屡被印证,并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这一定论,指的是契丹男子的发式,而契丹女子是否也行发髡之俗?这个问题在学术界颇有争议。孙遇安[32]根据对宣化地区辽墓壁画中人物服饰的研究得出结论:契丹女子在少女时实行髡发,成年以后则开始蓄发;一些在社会上有身份地位的妇女多用巾帼包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