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地方财政的困境与出路

3、促进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政治强调民主,行政强调效率。意思是政策制定过程要集思广益,尊重各方利益,采取民主程序;政策执行则可适当集权,注重效率。4万亿的投资计划,是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重拳”,也是国家积极财政政策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政策之一。4万亿投资要靠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说到底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投资规模如何把握,投资方向如何确定,决策者应该听到广大公民的声音,应该尊重来自纳税人的意见。这4万亿中用于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有1.8万亿,占投资计划的比重最大。基础建设投资见效快,短期内扩大就业、增长GDP,能够起到治疗经济危机“特效药”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负面影响,最明显的就是1997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处于国际较高水平,而消费需求的增长始终落后于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体现出来。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两会期间,国家已对4万亿投资计划的结构进行了调整,基础设施投资占比由原来的45%降至37.5%,说明国家已经考虑到长远效率与当前利益的结合,关注民生与发展经济并重。积极财政政策还要关注地方财政当前的困境,用中央财政的雄厚实力弥补地方财政的不足,以金融危机为契机,进一步调整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充分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4、改革税制,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中央可以下放一部分税收立法权,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自主权,形成以中央立法为主,地方立法为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税收立法机制。金融危机环境下,地方政府大都面临财政困境,甚至已经陷入财政危机。应对之策无非是开源和节流。当前经济环境,正是需要财政拉动的关键时刻,换句话说正是花钱的时候,所以节流这条路几乎是走不通的。实际上我国公民的税负相比发达国家是较低的,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所以政府在提高税率、增加收入方面还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另有调查显示中国人的税负痛苦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政府又该采取那些举措呢?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比较过英国和法国的税制。英国每年从800万人口中征收1000万英镑税款,但社会各阶层从未有压迫感,而法国的人口是英国的三倍,每年征收的税款却不足1500万英镑,但法国民众所感受的课税压力远甚于英国。调查后发现英国税制的民主程度远高于法国,英国公民参与到税制的制定过程,对自己制定的政策当然无话可说。我国的税收政策制定也可适当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在扩大地方税收自主权的同时引入民主化,真正体现老百姓的主人翁地位。中央税方面应区别各地财政实力,采取差异化的税收分享机制,适当增加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税收留成比例,增强地方政府对抗金融危机的实力,有效实施税收“调节器”和中央财政再分配职能。
　　
　　【参考文献】
　　[1] 陈共:财政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 杨之刚:财政分权理论与基层公共财政改革[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3] F.J.古德诺:政治与行政[M].华夏出版社,1987.
　　[4] 亚当·斯密:国富论[M].商务印书馆,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