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心理史学研究

[摘要]本文试图将心理史学理论与方法应用到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中，希望通过对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改革过程中动机和行为的分析与探讨，拓宽中国教育史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扩大中国教育史理解的范围，增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生动性。并希望通过这种研究，能对当今中国教育和教育者，提供某些新的启迪。蔡元培提出的培养“大学问”家、树立新的学风和建立民主化、制度化的大学组织等重要观点，对我国目前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蔡元培；北大改革；动机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和实践，造就了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的辉煌。正因为如此，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多是从外部，或者说多是从蔡元培北大改革的事功和客观影响上进行探讨的。这种研究取向虽然能比较深入、全面地反映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客观效应，但却容易忽略蔡元培本人的主观愿望，出现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误读甚至曲解。为此，本文拟借助心理史学的方法，从内部、从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动机和愿望的角度，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历史事件进行解读，从而使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对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体或群体行为动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个如何认识这些历史事件的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观点或者说历史观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把这些历史事件主要看作有意识的理性的行为，还是主要看作无意识的情绪化的行为。笔者认为，尽管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伴随着“西方人所注入的痛苦、不满、屈辱、恐惧和憎恨”^[1]，但如果由此就把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个体行为和群体事件，看作是为克服挫折带来的“自卑情结”的无意识动机驱使下出现的“情绪化”甚至近于“变态”的“盲动”行为，未免就失之偏颇了。虽然近代西方社会给中国带来的强烈冲击使中国近现代史上很多群体的反应的确带有情绪化的“盲动性”，许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先进人物在这种群体的“盲动性”中有时也不免失去了“自己”，但这绝不是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中历史事件的主流。与其说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体行为和群体事件是在为克服挫折带来的“自卑情结”的无意识动机驱使下出现的“情绪化”行为，毋宁说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正是一再试图以个体有意识的理性为克服这种“盲动”而努力。蔡元培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西方文化的借鉴、吸收的认知和态度，以及他首任教育总长时，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中关于“自大”和“自弃”的论述(在该文中，蔡元培强调指出，中国教育乃至社会的发展，“自大”和“自弃”都是万万要不得的)^[2]，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体行为和多数群体事件，如果不是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至少理性和情绪也是同等重要的。不明确这一点的话，心理史学取向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教育史研究，也会成为“退缩的历史”进而被逐出历史研究的殿堂^[3]。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的社会动机概念是：社会动机是指引起社会生活主体达到一定社会目标的内在动力。它隐藏在人们行为的背后，是引起人们行为活动的直接原因。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内驱力，意识性是它的主要特点^[4]。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认为：“要真正理解一个人，不仅要了解他过去的经验，而且还必须了解他的目标和未来成就。”在荣格看来，“目的对人的行为起引导、‘牵引’作用，过去经验的‘推动’作用和未来目标的‘牵引’作用同样重要。”荣格对人类动机的观点可以用下图来表示^[5]。这是本研究分析和探讨蔡元培北大改革行为动机的基本理论依据。
　　1916年9月1日，蔡元培被聘请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正式到北大任职，开始了对北大的改革。通过对蔡元培一生心路历程的全面考察，笔者认为，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动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学术”的自我特点和“鼓励造就大学问家的志愿”
　　
　　蔡元培接受北大校长职务，在蔡元培的朋友中是颇有争议的。据他自己的回忆，当他从法国回到上海后，“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L61。可能就是由于蔡元培的“到底服从后说”，于是有人认为“孙中山的卓见，符合蔡元培的心愿，增强了他北上的决心”^[7]。但笔者以为，即便没有少数人的支持，没有“孙中山的卓见”，蔡元培还是会出任北大校长的，这是他注重“学术”的自我特点和他在德国游学的经验所决定的。
　　注重“学术”是蔡元培自我概念中的重要内容，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这一自我概念决定着蔡元培行为选择上的同一性、对经验的接受和解释以及对社会和他人行为的期待。由于受到康德二元论哲学思想的影响，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犹未能超轶乎政治者也”，而政治的目的，不外乎现世的幸福，“一切隶属政治之教育，充其量亦如是而已矣”，而个人要对社会有所贡献，“非有出世间之思想者，不能善处世间事，吾人即仅仅以现世幸福为鹄的，犹不可无超轶现世之观念”^[2]。所以他认为，“学问并非学商者即为商，学政治者即为官吏，须知即将来不作事，学问亦为吾脑筋所应具之物”^[2]。而德国游学的切身体会和巴留芩的著作告诉他，“真研究学问者，与大学问家，无一不在大学为教师”^[8]，这种状况对一国之学界关系重大。另外，要罗致一切有学问的人才，只有大学具有这种能力。可以看出，注重“学术”的自我特点和在德国游学的经验，是蔡元培北大改革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注重学术的自我特点，又使“鼓励造就大学问家”成为蔡元培北大改革的主要目标(或牵引力)之一。吴稚晖在谈到蔡元培的志愿时认为，蔡元培“无时或忘的，就是他自己的主张，鼓励造就大学问家出来。别人办普通教育，像办工程等等，他也给予很多的帮助，而他毕生最致力的是办大学”，因为在他看来，“仿佛是一个国家，只要有大学问家出来，民族就可以之而贵，一班人即可以之而尊”。所以，“蔡先生要盼望我们造就历史上的大人物”。就是在后来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他也“总是希望研究院能够造就中国出色人物，可以有人去得到诺贝尔奖金，在国外百科全书上也能够记载出中国伟人的姓名来。这种希望，仿佛是他天天所不能忘记的”^[9]。
  吴稚晖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蔡元培的真实目的，这从蔡元培的著述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1919年7月23日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对于五四运动，蔡元培表示：“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但蔡元培从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出发，认为“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万能、科学万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意，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研究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在他看来，对于民众“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若令为永久之觉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他希望“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2]。透过蔡元培文字间真情的流露，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从事纯粹之科学研究是多么的渴望!他是多么地希望中国学术能早日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但如果没有大的“学问家”，这种希望又怎么会成为可能?
　　他的这一思想在1921年5月12日在《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他说：“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中国固然要有好的技师、医生、法官、律师等等，但要在中国养成许多好的技师、医生等，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要是但知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或一国中，练习技术的人虽多，研究科学的人很少，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不能会通改进，发展终属有限。所以希望留学诸君，不可忽视学理。”^[2]可以说，“鼓励造就大学问家”，是蔡元培北大改革的目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