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的控制

二、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立法权来源的规制不足
相形之下，我国宪法对中央立法机关的立法权范围的界定过于原则化和模糊性，甚至有点形同虚设。宪法第62条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权作出了如下规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宪法第67条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界定更是简单，“制定和修改除应当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由于现行宪法并没有采用列举的方式将全国人大和常委会能够立法的事项明示，所以对何谓基本法律、何谓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它们的界限在哪里、那些事项可以制定法律或是基本法律、哪些事项属于立法的禁区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宪法只能保持缄默。不过，上述问题在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中得到部分的解答。该法第8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够制定法律的十大事项，包括制定有关国家主权的事项、制定各级代表大会、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的事项、有关犯罪和刑罚的事项等等。这部法律部分澄清了中央立法机关的立法权限，较之于宪法的模糊规定，在立法技术上无疑上了一层台阶。但是，这种表面上的进步换来的却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倒退。笔者认为，立法法第8条违背了宪政精神和法治原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我国的中央立法机关，其职权来源只能出自于宪法，它们的立法权范围也只能是由宪法界定；而立法法的制定主体是全国人大，由该法对全国人大和常委会的立法权进行界定，也就等同于立法机关自己为自己授权、自己作自己的法官，这种界定必然会为立法机关的权力膨胀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或许有人会为立法法辩护，认为该法第8条是对宪法第62条、67条中的“法律”一词的所作的解释或者认为立法法是宪法性法律文件，本身属于宪法的渊源，由其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作出界定也是合宪的。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存在相当的谬误。第一种观点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上，即全国人大拥有宪法的解释权。但根据现行宪法第67条第1款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宪法本身似乎并没有授予全国人大有解释宪法的权力。有学者认为，尽管宪法没有规定全国人大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但全国人大当然具有不言而喻的宪法解释权。因为全国人大有权行使它认为应该由它行使的一切权力；而且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不适当的决定，这其中就包括关于宪法解释的决定。[4] 对此观点，笔者不作评论。但是，即使承认全国人大拥有当然的宪法解释权，也不意味着立法法第8条是对宪法的解释。因为，任何公权力的行使都需要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明示的方法进行，立法法的制定是全国人大严格按照立法程序而不是宪法解释程序进行的。况且，全国人大也只是宣称立法法是我国的一部基本法律，从未声明它的部分条款是对宪法的解释。另外，笔者认为在现行宪法本身未对条文中的“法律”一词作出任何界定的情况下，即使采取扩大解释的方法，也不可能仅仅从“法律”这两个字的字面含义，通过语言学和逻辑学的解释，推断出诸如立法法第8条的一系列规定。严格意义上讲，立法法第8条是对宪法第62条、67条的增添，它应该属于宪法修正案的范畴。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宪法性法律是我国宪法的渊源（从而间接证明了立法法可以对制定法律的事项作出规定），在我国宪法学界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如周叶中教授认为：“我国宪法的渊源形式大致包括成文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和国际条约。”[5]胡锦光、韩大元两位教授说：“我国是实行成文宪法的国家，同时又属于成文宪法国家，宪法的渊源主要包括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和国际条约。”[6]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同样值得商榷，至少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性法律绝对算不上是宪法的渊源。法理学一般将法的渊源定义为：“那些具有法的效力作用和意义的法的外在表现形式”[7] 借用此概念，可以将宪法渊源定义为具有宪法的效力作用和意义的宪法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典是最重要的宪法渊源。它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位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修正案是对宪法典的部分改变、增加或删减，它是宪法典的当然组成部分；宪法解释是对宪法规范的内涵和外延以及词语用意加以诠释和说明，它是宪法的延伸，是宪法本意，它自然具有与宪法同等的效力；宪法惯例则是默示的宪法规范，它是由一国在长期的宪法实施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具有宪法规范拘束力的宪法规范形式；上述三种法律规范与宪法典一样，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作为宪法的渊源自然是无可厚非的。反观宪法性法律虽然与宪法典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它毕竟是立法机关的产物，体现的是立法者的意志。而宪法则是由人民直接参与的成果，体现了全体社会成员的集体意志。即使在一个最完美的民主国家内，民意代表的意志也不可能等同于人民的意志，不能将宪法性法律视作是宪法的本义或者一部分。况且，我国宪法本身也规定宪法性法律在内容上必须服从宪法，在制定和修改程序上宪法性法律也远不如宪法典那样严格，这说明宪法性法律无论在实体上还是在程序上都不具有宪法典的那种最高效力。自然，它不应当被纳入到宪法渊源的范畴。宪政对现代社会提出了两条铁律：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宪法提出了“法无禁止皆自由”；相应的，为了限制国家权力，宪法又规定了“法无授权不得行”。由于我国宪法并未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事项作出列举式的规定，属于明显的失位；同时立法法虽然对此作出了规定，但属于明显的越位而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