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农村社会福利:制度转型与体系嬗变

地方事件进程的势力”。从这一意义上，家庭和家族的社会福利功能仍然得到了较高程度的保留。其实，从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福利的实际运行状态也可以看出，新中国政府进人农村社会福利领域更多地只是一种努力、意图或者形式化的方式。国家将更多的社会福利资源放在城市地区，农村仍然处于社会福利事业的边缘地带。

    其后，通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农村的基本经济和社会体制再次发生较大的变革。这两场运动首先是经济领域的运动，即改变了以前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了土地、农具、劳动力等基本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处置，使农民进人到一个超家族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之中。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彻底地变革了乡村社会的运行方式，促使人民公社这一经济、政治与社会功能统合在一起的超级组织形式占据了乡村社会的组织顶端，以生产队一生产大队一公社为组织架构的社队共同体取代了家族共同体，并对家族文化形成了最有力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超血缘关系和统一指挥的劳动组织削弱了家庭的生产职能，家庭劳动方式被取消，家庭和家族的基本功能被遏制。二是社会体制有力地渗人村落家族共同体，改造了原有的家族权威。行政组织成为乡村生活中不可替代的权威。与此同时，行政关系取代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成为农村社会的主要社会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家庭、家族福利和国家福利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家庭和家族福利显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与消解，而国家通过建立一套以合作医疗、贫困救济和“五保”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福利体系强化了对农村社会福利的供给责任。但由于国家对农村的社会福利资源投人很有限，导致此时的农村社会福利水平处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而且，家庭作为一个完整的单位并没有受到根本的破解，家族作为一个社会文化单位也没有被根本颠覆，整个社会也处于高度的均等化状态，社会分化程度很低，又缺乏一定规模的社会流动，因此家庭和家族的社会福利功能仍然较为显著。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和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以及集体经济和集体性社会福利制度的瓦解，家庭或者个人不得不更多地承担养老、孤儿抚育、医疗和就业等社会福利事务，家族组织及其文化形态又呈现复兴趋势。正如庄孔韶所说，“最近几年，乡村宗族与家族主义又有‘复兴’之势，无论其中包含多少变异的成分，可以肯定地说，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家族主义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