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现代化与发展本体的时代性变迁

这个群体主要来源于进城务工的广大农民。当然，现在就业渠道的灵活性和多样化，使得许多具有传统农民身份的农民与城市就业群体逐渐趋同，并且随着大部分城市对人口政策的松懈，有些城市开始取消户籍制度，城乡居民的差别正在逐步消除。与此同时，市民在多元化社会中接触各种人群的增多，受城市匿名性的影响，市民对农民的心理拒斥总体上已经下降。加上代际社会流动的增加和城市社会融合，许多民工以及他们的第二代不管在物质条件上还是心理上已经成长为城市的新市民。实际上，如果我们对城市市民的来源进行一番追溯，城市市民的上一辈或者更往上一辈也就是农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由农民“市民”化的市民与原有的市民在身份上的认同应当是一致的。
    农民身份认同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特别是对台州这样一个高度开放和流动性的区域。过去我们认为“农民”是农民，主要有两个参考标准。第一，干什么的，农民是务农的。第二，住在哪里，农民住在农村。这两个标准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具有一致性，所以不管哪个标准都适用，但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中，特别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这个标准已经不适用了。实际上，“农民”务农，可以住在城市，也可以住在农村，相应地，不管住在城市和农村，可以务农、也可以从事其他行业；农民可以成为市民，市民也可以成为农民；农民可以这个时期是农民，但是另一个时期变为工人，变为企业主，变为其他自由职业人，甚至再变回农民。因此，农民现代化有多种可能性，农民“非农”化、农民“市民”化、农民“农民”化都可以是农民现代化的形式，而不应当仅以农民向市民发展为唯一标准。
实际上，所谓的农民，它是一个符号，只不过我们在这一符号上附加了记号。最初，农民和市民只不过是居住在不同区域（城市和乡村）的居民的一种区分罢了，但是由于我们在居民这一符号上附加了太多的记号，市民与农民的区分才显得如此重要。农民不能是市民，是因为市民可以享受到国家体制内的就业、教育、卫生以及各种社会保障等多项社会福利（以前的吃国家饭），而农民却享受不到。但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福利社会化的今天，为何农民依然还享受不到呢？关键就在于城乡二元体制（主要是户籍制度）的障碍。有意思的是，现在农村发展了，许多非农户口想回迁农村，开始出现了“非”转“农”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