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知识的复制——古代传抄活动对知识传播的影响

掌抄写御书。这很明确说明了抄写人员是具有一定职位的人员,并且享有一定的待遇,尽管这个职位有些低,但已经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职业。
    唐朝是“写本时代”最为鼎盛而又高度重视史学工作的时代。为了保证史书的修撰,当时曾在官方最重要的修史机构史馆配备了各种人员,“书手”即其中之一职位。《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鉴于当时缺书的情况,唐政府选定专业抄书之人,命名为“书手”,专事抄书。《新唐书·百官志二》对史馆的后勤人员也有记载:“有令史二人,楷书十二人,写国史楷书十八人,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熟纸匠六人”。这说明从事典籍传抄的人员,具有一定的职位。
    两宋至明清,是雕版印刷成熟至广泛应用的时期,但出于种种原因,政府和私人的抄书活动却一直得以保留和发展。《文献通考》记载宋代还设置了“补写所”一类的机构,进行大规模的抄书活动,当时官府藏书多是抄写本。成书于宋代的《麟台故事》记载“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令史馆别置楷书二人,专掌抄写日历,月给钱一贯五百、米二石,春冬赐衣”。说明当时从事抄写的从业者具有一定的职位。成书于清代的《皇朝文献通考》记载,“(乾隆)四十四年奉谕,……尔等出示谕安徽、江苏、浙江举贡生监等,有精于书法愿赴内廷抄写者,报名考试”。说明抄写工作的从业者可以通过一定的考试,获得职位,这说明当时专事抄写是一个职业,并可以通过考试的形式获得这样的职位。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抄书手都有数千人。明清时期,随着私人藏书的兴盛,民间抄书、藏书更是远远胜过官府的抄书活动。
    三、传抄活动对知识传播的影响
    传抄活动促进了知识的传播,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其功不可没。传抄活动是印刷术发明之前,知识复制传承的主要手段,即便在印刷术发明之后,也仍然是重要的手段之一。我国古代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有形载体,传抄活动在抄写、复制文献典籍的同时,也就使得知识得以复制、传承,保证了文化的延绵不绝、长盛不衰。在宋代印刷术得到广泛应用之后,虽然传抄不再是文献资料复制传播的主流形式,但由于手写本、抄本资料具有的特殊意义,直至明清时期,以手写传抄方式复制的文献资料仍受到特殊的关注,承载着更多的知识信息,具有不同一般的社会价值,因而仍然受到青睐。封建社会,正是以传抄为主的知识复制工作,才使得文献资料得以流传开来,让社会底层的人们具有获得知识的机会—受教育的机会,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略举两例,据《诗话总龟》记载“袁俊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为计。”又《却扫编》记载(魏衍)“见异书犹手自抄写,故其家虽贫而藏书亦数千卷。”另外,传抄活动促进了汉字结构、书写方式的完善。汉字自甲骨文始,至秦帝国统一文字为小篆,汉字的结构、书写方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汉代随着纸张的发明,书写介质的发展推动了知识传播的飞跃,由于大量、高效的抄写书籍、宗教典籍的需要,也必然促进汉字结构、书法的发展完善,“经生体”的形成就是一例。
    传抄活动尤其是对圣贤经典的传抄,培养了传抄者借助已有的圣人之言来表达、传递个人的理念、思想的思维模式,并逐步形成为民族的公共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讲,约束了传抄者的创造性。在科举制度影响下,儒家经书的内容被不断复制翻版,这又极大地限制了多元文化信息的传播,培养了学者“述而不作”、善于引据经典版本的思维方式。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深厚积淀,当一个异于“经典”的新思想、新观点一出现,就会引起周遭的基于固有观念的反对和压制,而鲜有客观分析和理性接受,或许这也是促成封建社会后期中国人创造力不足、因循守旧的文化基因之一。一个例子,或许能有助于理解这种现象。
    “仙搓”一词典出晋张华的《博物志》:“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l}者,年年八月有浮搓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搓上,多资粮,乘搓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芒芒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诸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
    自此之后,各类文献典籍中有关仙搓的记录六百余处⑥,或是亭、桥、江、阁之名,或是音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