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知识的复制——古代传抄活动对知识传播的影响

书的总卷数的近百分之六十,为了完成抄写工作,先后选拔三千八百二十六人,每人每年要抄写三十余万字。历代民间薪火相传的私人抄书、藏书活动,在完成自身学习、教育目的之外,通过编撰自己的着作,也实现了“立言”的追求。“三不朽”的精神追求,推动着政府、个人传抄活动的蓬勃发展。
    基于宗教信仰的“修功业”,是传抄活动尤其是佛教、道教经籍传抄活动的动力之源。(东汉至隋唐)“佛教经典传人中国后,民间流传有抄写佛经能祈福攘祸的说法,形成抄书的风潮。”虔诚的信众为着“修功业”目的,而抄写或请人抄写特定的宗教典籍,以实现“祈福攘灾”的理想。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道教蓬勃发展的时期,宗教典籍的翻译、传抄、传播则起到了助推佛、道发展的作用。北朝诸帝皆阪依佛门,佛经成为皇家藏书的重要部分。隋文帝时期,抄写佛经13万卷,修治故经400部,“开皇元年,…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经籍志》中的着录,收道家经典377种,共1216卷;佛教经典1950种,6198卷,佛经总数几乎达到《经籍志》的二分之一,卷数约占六分之一,从这些数量庞大的宗教典籍,也可窥见当时以手工方式传抄的盛况。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形成了以抄经为功德、鼓励信众大量复制经卷的抄经“功德观”,这种信仰的内心动力驱使着某些信众不遗余力地去抄写宗教典籍。另外,古人的一些抄经修功业还与传统的孝道相关。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曾因其弟王安国“养母尽力。丧三年,尝在墓侧,出血和墨,书佛经甚众”而大加赞赏。苏轼也曾专门写文颂扬友人朱寿昌弃官寻母的高尚行为,其叙日:“…有大长者,曰朱寿昌。生及七岁,而母舍去。长大怀思,涕泣追求。刺血写经,礼佛忏悔。”苏轼也在父母亲的忌日抄写佛经,以寄托追思之情。有人对此做过专门的研究,不赘述。
    以抄写作为谋生手段乃是一部分传抄者从事传抄活动的动力之一。印刷术被发明之前,书籍的传播、销售完全靠人工抄写复制,于是就出现了以此谋生的职业,只是在不同时期其从业者的身份、称谓不同而己。在我国古籍中,从事该类职业的人称谓“佣书人”、“书人”、“书手”、“书工”、“群书手”,或者以职业的性质来代替,如“佣书”、“书本”、“楷书”等。另外,对于专事抄写经书者,则称谓“经生”,其传抄活动称为“写经”。有学者考察,对从事传抄这个职业者最多的称谓是“书手”,指古代官府里从事文字抄写之大小官吏,具体负责誊录公文、缮写典籍、抄写经文等事务。最早从事该类职业的人,应是史官。《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纪言,右史纪事。”由于文书档案的记录、编辑都是由史官承担,所以随着史官权职的逐步分化最终导致专事抄写角色的出现。
    汉代成帝时,在太常寺设置“写书之官”,职责是将整理的国家图书进行缮写,所以就是实际上的“佣书人”。《后汉书·班超传》记载:“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这是史籍中第一次以“佣书”出现的明确记录。从这两个记录看,这些早期的佣书是政府行为。《三国志》记载,阐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说明当时以抄写为业的不仅仅服务于政府,也有为私人服务的情况,应该说为私人服务的情形应该更多。
    六朝时期,政府设有负责抄书事务的青吏,一些高官养着抄书人。《魏书·蒋少游传》载少游因佣书而知名,“性机巧,颇能画刻”,“以墉写书为业,……后被召为中书写书生”。又《北齐书·张景仁传》载,景仁“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同书《赵彦深传》载,(赵彦深)“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子如善其无误,欲将人观省舍’,。《宋书·吴喜传》亦载,喜少时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显然,此时佣书人亦备受青睐。《云岌七签》载(刘宋陶贞宝)“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在北方,佣书业也很盛行。《魏书·崔光传》载崔光“随父徙代。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同书《崔亮传》载崔亮“居家贫,佣书自业”。至隋初,长安佣书业依然兴隆。《隋书·沈光传》载(沈光)“家甚贫篓,父兄并以佣书为事”。
    东晋人王嘉所撰小说集《拾遗记》记载汉安帝时,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嗽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称为善笔而得富。”此事虽不足信,但它毕竟是社会生活中工于抄写的一个侧面反映。《隋书》记载“增校书郎员四十人,加置楷书郎员二十人,从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