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新信息环境下信息组织的解读

。元数据经过了10余年的发展，其标准越来越复杂，随着网络信息的快速增长，信息类型越来越多样化，任何标准都面临着“滞后”的风险，同时其严格的规范性也限制了用户的使用。
　　在数字世界中，元数据正在打破那些严格的限制，也在挑战传统的元数据的概念。如果你记不清罗贯中某部著作的名称，可以求助于Google图书的搜索框，输入“罗贯中”，就可以看到一张罗贯中著作列表。只要点击《三国演义》的链接，你就可以查到全文，其中包括那句经典的原文：“滚滚长江东逝水”。相反，如果你想知道“滚滚长江东逝水”这句话的出处，只要将这句话输入Google图书的搜索框，就能够看到《三国演义》被列出来。在第一个例子中，是用罗贯中的名字作为元数据来找到书中的内容，而在第二个例子中，是用书中部分内容作为元数据来找到作者和书名。可以说，在多元的数字世界中，不仅一本书中的每一个词都可以被看做元数据，而且链接到这本书的每一种信息也是如此，元数据和数据的唯一区别就是，元数据是你已经了解的信息，而数据是你试图找出来的信息。
　　
　　2.3　分类方法的发展——Folksonomy
　　分类在传统世界的信息组织中占有重要地位，传统世界对信息的分类主要采用等级分类法。等级分类法将类目体系组织成一个树状结构，其结构显示直观，类目设置比较均衡，非常适和文献的分类排架。但是，这种树形结构必须以牺牲丰富性和深度为代价来达成广泛性，它构建的基础就是一遍又一遍地使用隶属关系：“B是A的一种”，或者“B应该向A报告”，又或者“B是A的孩子”。无论各个分支体系是何种关系，这种关系都太过简单化了，根本不能体现事物自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
　　在数字世界中，信息空间更为广阔，由下而上的Folksonomy正在崛起。与传统的树形分类结构相比，Folksonomy拥有立体化的、非等级结构的类目体系。如果把等级分类法比喻成一颗树，那么Folksonomy可视为一堆离散分布在一个立体空间中的树叶。在这里，利用Folksonomy对“索尼照相机”这一类目进行组织，以明晰其组织原理。首先，对“索尼照相机’’这一类目进行分析，由用户对“索尼照相机”添加各式各样的标签，标签完全不受限制，包括照相机、索尼产品、生日礼物、旅行用品等。这样“索尼照相机”就分散在多个类目下，将一片叶子挂在了属于它的多个枝头上，用户可以更方便地找到它；另外，这种标签立体图揭示的关系更为丰富多彩，例如，“索尼笔记本”、“索尼手机”这两个类别同样可能被标上“索尼产品”这个标签，然后“索尼笔记本”、“索尼手机”、“索尼照相机”就通过“索尼产品”这个标签形成了聚类，同样，通过“照相机”、“生日礼物”、“旅行用品”这些标签又可以与其他的多个类别、多个事物形成联系，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密集的信息网络，就如同漫天飘舞的树叶，而且，这些飘散的树叶又是智能的，通过一个叶片可以联系到多个叶片，只是叶片之间的联系是潜在的，等待着用户去发掘和创造而已，如图2所示：
　　　
　　2.4　信息组织理念的发展——用户中心论
　　信息是普遍存在的，它与现实世界一样的广博，没有哪个个体能够完全理解它。因此，需要有人利用他们积累的知识、经验来行使信息过滤器的职能，这些人被称为专家。在传统世界中，由他们负责选择、筛选信息，制定元数据的标准，完成信息的标引与描述工作。从这个角度看，用户能看到什么信息，能找到什么信息，都是由专家决定的，信息的控制权牢牢的掌握在他们手里。与此同时，专家们在信息组织过程中无形的把“以用户为中心”与“以文献信息为中心”等同了起来，认为只要实现了文献信息资源的有序化就满足了用户的信息需求，殊不知，在对信息施以选择、分析、排序等程序虽然有利于文献信息的有序化，但这种有序化依靠的是文献信息本身的意义与他们自己的判断力来完成的，它虽然利于信息组织工作本身，但无法充分的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毕竟专家们也无法预测每个人到底对什么感兴趣，每条信息对用户将会有什么意义。
　　数字世界的信息组织以构建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构建主义哲学思想认为：信息从本质上来说是主观的东西，无论是被记载下来的信息(信息1)还是人脑中的信息(信息2)都不可能是现实世界的如实的、客观的反映，它们永远只能是外部世界的片面的反映。认识的这种不完整性就决定了特定用户在特定背景需要寻求特定的信息来填补认识上的空白。而要满足这样的信息需求，信息组织应该关注的不是信息本身，而应该是用户的个体性以及他的具体背景，因为每个用户及其背景都是独特的，因而其信息需求也是独特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认为：所有的人都有权按自己的意志安排生活，都有能力为自己的需要做出适当的选择(包括信息的选择)。所以，信息组织不应该是替用户选择信息，不应该以各种权威来制约用户，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