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民主化进程中“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实现因素

和谐共处。潘懋元先生曾经提出，现代大学管理体制最大的弊端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失衡。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改革之后，行政权力在高校权力结构中独占鳌头，却没有为学术权力预留一席之地。一时间，行政命令对正常教育教学活动及科学研究工作的粗暴介入，扰乱了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极大地影响了大学教师的积极性，也损害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们应该认识到，教育民主化进程中的“教授治校”是有特定意义的。它是在内化教授治校这一理念的基础上，由教师们来参与决策某些特定范围内的重要事务。“大学在发达的初期，其目的不外乎传播已有的知识，培植后起之人才，后来学校进步，始有机会从事探讨，直到近代，它才仿佛变做了科学研究的故乡。”生产知识、培育学生、发展学术，自大学产生以来一直是高等学校的主流业务，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不仅是学术繁荣的关键，也是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在与此相关的一些重大事务的决策上，应该发挥专职教师的积极性，做到行政权力尊重学术权力，实现学术自治。 
　　另一方面，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事实是，现代大学离中世纪的象牙塔已经越来越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也就意味着大学的行政事务越来越繁重。为了顺应新的社会形势，提高高校工作效率，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需要专门的人才，以实现管理的专业化。在某些事务性、辅助性工作的范围内，学术权力应该尊重行政权力。总的来说，在教育民主化进程中，教授治校的理想应该是实现学术自治，行政其中，直至二者浑然一体。 
　　三、 教育民主化背景下“教授治校”的实现因素 
　　1. 从政府层面来说，学术权力法制化是实现教授治校的制度保证。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顺应潮流，很多高校及二级院系都依法设立了教授会、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学术权力组织，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委员会只是“顾问”性质的摆设，最终成为行政权力决策合法化的一个道具。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学术权力在与行政权力的博弈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与巩固，但由于固有的科层制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