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监督在实际应用中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的实际应用情境，构建了“主观能动性一思维一能力一标准—流程\"分析框架（见图1）。在发挥先进数字技术作用的同时，着重分析人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和主体地位，用人的主观能动性驱动思维、能力、标准、流程等因素，实现公共事务的综合治理。 图1数字化监督实际应用问题分析框架 二、贵州“数据铁笼”发展现状及在具体应用中的不利影响 （一）发展现状 一是市级层面。2015年，贵阳市开始启动“数据铁笼\"项目，旨在借助大数据技术建立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促进政务管理流程优化再造，使权力在阳光下清晰、透明、规范运行。2019年12月，贵阳市通过“数据铁笼”工程监管的行政权力和服务事项总数已达3942个，识别出4589个风险点，累计产生数据约41.54亿条，预警推送异常信息约为298.69万条，发现的问题总数大约为263.72万条[8] 二是省级层面。贵州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印发了《贵州省“数据铁笼”工作推进方案》，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利用大数据技术完善权力制约监督体系。 如今，贵州基本实现了数字化监督的全程备案、全程可溯、全程预警。如贵州省纪委利用现代化数字技术手段创新监管方式，在民生资金、“三公”经费、执纪执法审查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建立了资金流转、权力运行等四项监管体系[9；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托全省司法大数据管理平台，建立了贵州法院廉政风险监督预警处置系统[\"0]等，从中总结形成了一大批可借鉴、复制、推广的廉洁政府大数据应用先进经验。 （二）在具体应用中的不利影响 1.对个体的影响 一是抑制自主性。一方面“数据铁笼”对公职人员的工作进行严格监控，有的人在工作中感到处处受限，创新和自主决策空间受到压缩；另一方面过分强调数据指标，使公职人员因担心数据表现不佳受责罚而在决策或执行时束手束脚。据统计，最先实施“数据铁笼”的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最初几个月内就有11名民警辞职、4名部门负责人辞去领导职务，另有多人申请调出交警部门。类似情况在其他机关也有发生。 二是造成抵触情绪。部分公职人员认为每时每刻的数据监控麻烦且限制个人自由或担心个人隐私泄露和工作失误被放大，表现出抗拒情绪且更倾向于依赖经验直觉[\"]，对“数据铁笼”进行消极抵制或阳奉阴违。 2.对组织的影响 一是滋生形式主义。强调数据考核指标导致有的政府部门陷入“数据至上”误区，过分追求美化数据而采取短期行为，浪费资源，忽视长远规划和实际工作效果；同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