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及人口城乡配置的户籍控制机制研究

摘要：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我国人口大规模“非正式迁移”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从经济学视角看，户籍制度在不同等级城市政府间出现改革程度及进度的差异有着内生性根源，数量模型推导的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原动力来自城市和农村效用最大化的组合决策，依附于户口差别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以及城市和农村两个维度的户籍门槛内生性地调控着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规模，同时引导着非农就业转移劳动力及其附载人口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户籍配置。 
　　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劳动力流动；农业劳动力转移；非正式迁移；非农就业；户籍迁移；收入差距；福利差别；户籍门槛；城乡二元结构 
　　中图分类号：F241.22；C9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5001309 
　　一、引言 
　　我国户籍制度是对公民生产生活有着深刻影响的一种社会管理制度，其形成与演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性痕迹大多数都泯灭在市场化进程之中，唯有成型于1958年的户籍制度藩篱仍然显现着计划经济时期的烙印。同转型期其他社会经济制度改革进度相比，户籍制度改革被视为我国除政治体制之外进度最慢的改革之一。虽然改革收入分配方式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及区域差距，但由于户籍制度特有的人口迁移控制及利益分配功能，户籍制度及其关联的“零碎化”农地制度和“城市倾向”的福利体制，仍然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症结所在。因此，加快现行户籍制度及其关联制度改革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目前，多数发达国家对国内人口实行自由迁移政策，只在为数不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了比较严格的迁移控制政策。因此，国外学者有关发达国家户籍或户口问题的研究，以服务于人口学和统计学的目的居多；而对发展中国家户籍制度相关问题的关注，更多的是在于解释贫困国家与富裕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差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偏向政策对人口流动、社会公平及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倾向的经济社会政策广泛存在（Lipton，1977），究其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农民虽人数众多，但居住分散，在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使其对政策制定影响甚微，政策往往向城市居民倾斜（Olsen，1985）；在工业化背景下全国性的城市户籍限入制度导致城乡居民的收入及福利差距得以形成、巩固和扩大（Wang et al，1999），这种差距又使得城市居民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既得利益群体，并成为维护这种制度安排的力量（Dorothy，1999）。 
　　由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特殊性、典型性及其影响的深刻性，国内外众多学者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多视角对其展开了广泛研究。户籍制度造成中国的农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之间存在着资源配置和福利待遇等方面的“社会空间等级”差别现象，促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且抑制劳动力流动的旧体制反复回潮（Chan，1999）；同时，户籍制度因承载国家资助的福利分配而让农民向城市的永久性迁移变得困难（Chan et al，2008）；户籍制度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成为全球领导者的一个主要障碍（Chan，2009）。尽管在转型进程中户口控制已经放松，但因法律上的模糊不清和地区的差异性，户籍制度还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正式组成部分的一块“硬骨头”。至于在什么条件下户籍制度改革才有望突破，即公民可以自由获得城市户口，劳动力市场不再有歧视，取决于两个时机的出现：一是劳动力需求格局的变动，即城市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度提高，这可能成为体制转变的契机；二是城市劳动力保障制度的完善，即如果城市外来劳动力的就业保障比较确定时其权利也会相应提高（Dorothy，1999）。吴华安：劳动力及人口城乡配置的户籍控制机制研究 
　　相比国外的研究，国内学界对我国的户籍控制及其产生的根源、给城乡劳动力收入差距与福利差别带来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要全面和深刻得多。限制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缘于国家解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与资源禀赋之间矛盾的路径所致（林毅夫 等，1999）；但封闭僵化的户籍制度与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既妨碍实现社会公平，又阻碍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任文，1999），户籍制度也因此成为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保护的制度基础（蔡昉 等，2001），是把城乡人口及劳动力分隔开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王美艳 等，2008）；城乡劳动者在就业、工资、职位晋升、劳资关系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而在城市内部形成一种二元结构，把城市本地居民和进城农民工分离在城市的不同领域（乔明睿 等，2009）。 
　　地区间经济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以及公共产品低水平供给，是户籍制度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夏纪军，2004）；户籍制度的存在阻碍了通过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的实现（蔡昉，2009），城乡收入差距的28%可以被户籍制度直接解释（Shi，2002）；拥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劳动者比农村劳动者更容易进入高收入行业（陈钊 等，2009），大部分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工资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孙宁华 等，2009）；除了个体特征差异外，户籍歧视可解释导致农民工高职业流动率原因的86.63%（李长安，2010）；入职户籍门槛是阻碍农民工进入可获取较高收入的公有制单位的重要原因，而单位之间的收入差异又是城市工人与农民工之间总体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田丰，2010）。可见，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悖论的形成具有“门槛效应”（安虎森 等，2011）；个人特征差异及行业间差异并不能完全解释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就业人口的收入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他们在经济福利方面被区别对待的事实（金成武，2009）。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歧视性配置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李实，2003）。分权财政下的地方户籍管制程度与软公共品供给增长速度呈显著非线性U 形相关关系（菊红 等，2011）；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享有与本地人口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造成歧视性排斥（李涛 等，2011）；大城市的城乡户籍差异对“五险一金”及最低生活保障差距有较大的影响，户籍已成为人们获取公共福利资源的资格条件（彭小辉 等，2013）；社会保障、教育等公共产品城乡户籍利益的二元化是当今户籍制度壁垒的突出表现（李健英，2005）。户籍没有阻止农民进城，但却让农村人口享受不到一些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土地制度让农民家庭获配的一小块土地虽不能致富，却可以发挥最后社会安全网的作用（樊纲，2011）。改革开放后直接粘附于户口之上的城乡差别减少了，但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中户口的间接粘附功能依然存在，甚至被强化（陆益龙，2003）。当然，我国的城镇化既存在着城市内部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分享城市福利的失衡，更面临着不同规模城市发展水平失衡的加剧（邹一南，2014）。
    综上所述，由于户籍制度对我国乡城人口自由迁移的控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缓慢且不彻底，依附于此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既不同步更不完全，这也是中国人口大规模“非正式迁移”现象存在的制度根源。由于中国户籍制度在形成和演进过程中，除了人口登记管理的功能外，已附加了不少利益分配和机会获取的功能，户籍制度也从初始状态的外生变量，逐渐在运行中转化为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内生力量，非市场壁垒的“户籍墙”已成为农村劳动力及家庭人口迁移不彻底、城市吸纳农村人口不充分的制度障碍。因此，只有加快松绑直至根除户籍制度等限制人口“正式迁移”的制度堡垒，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二元结构的有序转换问题。 
　　二元结构转换本质上伴随有劳动力的供需变化，当劳动力供需在城乡及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特别是“刘易斯转折点”出现后，竞争型地方政府也会在“增长与民生”的权衡中，开始通过降低城市户籍门槛和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社会福利，来引导农业劳动力及农村人口转移流向及流量的改变；而农村家庭的人口迁移也将会从追求经济收入单一目标，逐渐向追求经济收入、福利保障和发展能力等多重目标转变。在这种激励相容的背景下，农村和城市都将面临劳动力及人口转移或吸纳的选择，这种选择也是一个从数量到质量的过程，而其最终目的都可归结为从农村和城市出发的利益与福利最大化问题。 
　　随着日渐逼近的“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的跨区域竞争，加快现行户籍制度及其关联制度改革的呼声不断，但目前国家层面仍以适应性调整策略为主，而各省市则不断探索围绕户籍制度的制度联动改革模式。如：上海的“居转户”和广东的“积分入户制”，突出户籍制度与城市福利体制改革配套；重庆的“农转城”和成都的“全域自由迁徙制”，则尝试土地制度、福利体制与户籍制度等多元改革联动。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与户口迁移依旧难以同步，“人户分离”“居户分离”现象仍然突出。为何农业劳动力时常出现务农与非农就业的选择转换？非农就业转移劳动力为什么会出现户口迁移的困难？不同城市为什么会设置不同的户籍门槛来吸纳非农就业转移人口？等等，这些问题仍有待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而已有文献的相关研究大多基于理论上的定性分析或经验数据的统计分析，很少有基于数理模型的探讨。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经济学视角用一个数量模型的推导来说明城乡劳动力转移与吸纳的户籍调控发生机制，以丰富有关理论研究，并为户籍制度及其关联制度的改革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